開埠艱辛
隨着戰爭結束、中英條約簽訂、遠徵軍撤離和五口開放，香港戰時的繁榮景象很快就告結束。從罪犯、逃兵、冒險家和投機者中挑選的公職人員，其貪腐無能與同時代大清王朝的官吏不相伯仲。漠視社會中佔絕大多數的群體，在根深蒂固的東方世界，奉行白人至上，勢必將管治置於火山口上。從人口素質、自然環境到社會治安，到處都是缺失不堪和烏煙瘴氣，這樣的社會，必然遭到人們的嫌棄。中華帝國閉關鎖國被撞破後，淘金口岸陸續洞開，「商人重利輕別離」，更不會偏好某一地域，偏南一隅已非唯一的選擇。短視之輩無人願與殖民地共度時艱，政府財政長時期處於困頓，逐利人群的反彈尤為激烈。
1841年1月下旬，英遠徵軍強佔香港。2月下旬，義律向大清交還了舟山。戰時的香港經濟，隨即一度興旺起來。作為遠徵軍侵略中華帝國的駐屯基地，後勤供應龐大，商館生意滔滔不絕。新的總司令砵甸乍履新後，香港進一步擴展成為給養補充、軍人療傷、援軍中轉等多種用途的軍事基地，一些來自廣州的貪利忘義之徒，投身於替英軍備辦軍糧和後勒供應，並用帆船運來香港。
先人一步的怡和洋行在英軍強佔香港一個月後，便在海邊搭建起一座大型草屋作為倉庫，不久又將其改為石築，成為上島後英國人的笫一棟堅固建築物。
隨後，政府的幾棟房屋也相繼落成。1841年6月中旬，義律在澳門首次出售香港土地，他在港島北岸劃出40幅地段公開拍賣，最終售出海旁地段33塊土地，平均每幅土地的價格為71英鎊。中標者包括25家洋行，絕大多數為英資洋行。其中怡和洋行投得銅鑼灣東角地段，至今仍擁有大部分在手中發展。
過眼煙雲
1842年2月，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由澳門遷往香港，旋即成立專門機構，開展土地測量與城市規劃。貫通東西兩端、具有軍事和經濟價值的笫一條濱海馬路——皇后大道，連接港島西北部兵房與中部維多利亞兵房的山間道路——荷李活道，相繼於1842年間建成。1843年6月29日，曾被稱為「女王城」的小鎮正式命名為維多利亞城，隨後成為了全港的行政、商業和軍事中心。得益於戰時廣州貿易的長時間停頓，香港於是成為眾多洋商屯貨、轉口之所。統計顯示，1842年，停泊香港的船舶總噸位已達13.63萬噸；到1843年，船舶總噸位增加到18.05萬噸。
自香港被闢為自由港後，各路外商便陸續殺入香港。從1841年起，英資怡和、林賽、顛地、太平、伯德和連卡佛洋行等，紛紛在港落戶生根。緊隨英國人之後，美資布殊、旗昌洋行和羅丹斯公司，波斯巴侖治、佩斯敦治、賈塞治和律敦治洋行，印度依巴拉謙、阿杜拉利和拿打巴洋行，猶太沙遜洋行等大型商家，也陸續在香港成立辦事處或總部，維港的商業活動頓時被激活起來。
到1843年，全港已有英資企業22家，印資企業6家。商家為保護自身的利益，於1844年5月初，宣布成立了私人會所，取名「香港俱樂部」，這無疑當為日後香港股票市場的先聲。精英俱樂部的入會費為30元，月費4元，又絕非常人可問津。會員均屬政、商界頭面人物，為溝通信息和聯絡感情，他們之間的聯繫日趨頻繁。這些社會精英在影響當時政經活動的同時，也開啟了日後股權轉移和公司買賣的先例。
在此期間，香港內銷市場也活躍起來。1842年，太平山、上環和西營盤一帶，有華人開設的店鋪、攤位238處。在中環皇后大道不遠處，出現了一個攤販雲集的交易中心——中央市場。到1844年，本小利微的華人商鋪，增加到581戶。隨着廣東沿岸各地華人的大量流入，以西環太平山為始點，東至砵甸乍街、西至西營盤的華人新移民區漸成氣候，成為人口最為密集的區域。與此同時，維多利亞城的建築物已超過100幢。同年3月，先人一步的怡和洋行將總部正式遷徙到香港。
中英和約締結後，英商低估了華夏自然經濟結構對舶來品的頑強抗拒，對雙邊貿易前景過於樂觀，盲目輸入貨不對辦的物品，造成大批商品積壓在港。而新定稅率大幅降低，令先前來港逃稅的走私商也一時之間消聲匿跡。當進入1844年後，儘管香港的街道上破天荒的安裝上路燈。但殖民地的未來並沒馬上被照亮，隨着英國遠徵軍逐漸遠離中國戰場，香港的黎明遲遲不肯來臨，前景似乎卻一天天黯淡下來，前一階段中英交惡期時的戰時繁榮景象開始漸趨蕭條。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