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因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市民有不同觀感。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財經新聞》撰文，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易地而處，了解這一切皆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僅是剛剛開始。因此不能只用警隊解決問題。
「情感政治」Vs「四仔主義」？
沈旭暉認為，一個世代若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屋仔、老婆仔、車仔、仔仔）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他指出：「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他引述了「不少前輩」的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指出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移出現那一天」。他又指出，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中」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循規蹈矩」等於「摧毀理想」？
沈旭暉又認為，這種「後物質主義」的抗爭，「沒有想像中離地」，所反映的是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的必然選擇。「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修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於是，「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因此，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沈旭暉的結論，是「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恆的矛盾，而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他感到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將「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一「核心價值」時，往往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等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大數據管治」抑或「追求慢活」？
沈旭暉最後指出，面對「後物質世代」Vs「最後的物質世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相信政府會在「後物質世代」成為主流前，會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以及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型態。選擇哪種模式，在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