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教育、經濟增長與社會不均

2013年2月1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及芝加哥大學赫曼（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幼兒教育計劃的投資回報率高達每年7%至10%，水平實高於1945至2008年期間的股市表現。

2013年，美國國會提出法案，增加為中、低收入家庭四歲幼童優質全日制學前學額。赫曼教授指出，是項法案所包含的幼兒教育政策，既合乎社會公平原則，亦具經濟效益。

赫曼教授被譽為全球十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之一，在計量經濟學及微觀經濟學方面的領先研究成就令他在2000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赫曼教授近期的研究專注於社會不均現象、人類發展及生命周期技能培養，尤以幼兒教育為重點。目前正就幼兒階段介入教育方案進行實驗研究，及將過往實驗重新分析，同時展開對美國及西歐各國社會中下層社會形成的研究。他的研究為相關課題帶來新思維，並闡釋何以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為紓解社會不均及貧窮問題而採取的措施均成效不大。

赫曼教授於3月30日在香港大學就「幼兒教育投資」（Investing in Early Childhood）作公開演講。

赫曼教授的研究顯示人力資本回報最高峰期在於產前，其次是0至5歲階段，極具啟發性（【圖】）。

弱勢禍根早種

古語有云：「三歲定八十」；赫曼教授的研究由此入手，結果顯示從出生至5歲階段如何採取介入措施，可對幼兒長大成人後的收入、健康、犯罪傾向及其他行為方面產生巨大影響。

改變幼兒出生（甚至產前）的環境，足以改變其日後的前途，是以赫曼教授的研究，不但能為人類未來的經濟繁榮帶來新希望，更使弱勢社群的家庭及其下一代的前景透出一線曙光。

人所共知，教育可提升生產力、增加機遇，因此所有有關減輕社會不均的建議都着重提供有教無類的教育制度，但據赫曼教授指出，「各種現行方案一直忽略有關所需技能、家庭背景的影響，以及在學前階段就已形成的技能差距。」

雖然教育確能收減少社會不均之效，但往往行之不得其法。赫曼教授表示：「各種現行計劃既未能及早開展，亦未能培育出有利個人及社會繁榮所需的技能。」

他的研究發現，認知技能與非認知技能（亦即所謂「個性」，例如耐力、幹勁、自制、遠見、避險、冒險、自尊，以及好逸傾向等等）對幼兒的未來成就至關重要，家庭背景亦對其一生機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有些幼兒天生條件優厚，但條件欠佳也大有人在，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亦難以迎頭趕上。弱勢社群子弟在學業和事業上成功機會較低，長大後健康也可能較差。

由於發達國家的離婚率日升，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兒童為數日增，研究也發現這是有礙兒童日後成就的最關鍵因素。香港近30年來離婚率急劇上升，已位列全球十大離婚率最高地區之內。

於1980及1990年代出生的較年輕世代與父母的鴻溝，也許在某程度上反映出其中有部分人在單親家庭中成長。1981年，年齡介乎11至20歲（生於60年代）的青少年有1.2% 與單親父母同住，1991年同一年齡組別的比率為2.9%，2001年達7.0%，2011年更增至11.7%；在這重要一環，1980及199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的成長背景更與生於1960、1970年代的一輩大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1至10歲處於幼兒成長關鍵時期的兒童之中，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百分比正急劇上升，自1981至2011年的30年間，有關百分比更激增十倍之多（【表】），增幅實在非同小可。

研究雙管齊下

赫曼教授把從人力資本角度研究的「健康經濟學」，以及「認知及非認知技能培養」經濟學兩種不同的經濟學文獻加以結合，從而加深關於人生階段培養技能的認識，藉以了解社會不均的根源，並設法制訂措施予以紓解。

他在有關研究中發現，不論在認知、非認知技能，抑或健康狀況方面，個人以及不同社會經濟群體之間，均於幼年已出現技能上的差距，關乎父母教育程度及母親技能等家庭背景因素，但若在統計上撇除有關因素，就能大大消減此等差距，因此，為免悔之已晚，在幼年階段採取介入措施是必需的。

養成各種技能的年齡各異；個人智商一般在10歲左右趨於穩定，可見有必要在10歲之前培養；說得一口純正外語的能力，一般在12歲之前的階段養成，若未能及早學好句法及語法，則似難以在往後的人生階段掌握。年幼時即富侵略性亦足以預示成年犯罪及暴力傾向，但非認知技能在青少年階段採取介入措施亦會引起改變，這在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中亦有論據（例如有關研究發現人到20出頭，前額葉皮質仍能產生變化）。

赫曼所作研究中最重要的論點在於各種技能之間有互相催生的作用。幼年階段的技能差距，若不及早加以彌補，就會日漸擴闊。生命周期中的人力資本累積效應，好比乘數而非加數，赫曼教授稱之為「動態互補性」（dynamic complementarity），既屬個人所獨有，自然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特性，構成赫曼教授研究中幼兒教育重點的基礎。

假使弱勢社群兒童能及早受助，得以在學習能力高峰期取得各類至關重要的技能，則應能以較有效、較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縮窄兒童的技能差距。

及早介入之效

赫曼教授同意正如部分批評者所指幼兒教育成本高䀚，但更應着眼於其重大投資回報。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優質幼兒教育，實在能大大提高教育及健康水平，亦能改善經濟效益。

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現金轉移、學費資助，並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是一貫沿用的措施。赫曼教授的研究則顯示，高中畢業前形成的個人成就因素，在畢生收入不均中所佔比重約僅為一半左右，他認為這也是一般人的盲點所在，因而指出：「表面上歸因於教育效益的各種成就，尤其是大學畢業學歷，在很大程度上實由遠在學前階段就已形成的各種因素所致。」

至於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的介入措施投資回報偏低，足以印證赫曼教授對於扶助弱勢社群的現行計劃大都未能奏效的分析；相反，各種實證文獻顯示補救措施投資回報可觀，為赫曼教授的有關論點提供證據。優質幼兒教育計劃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猶如中產階層家庭可享的福利，如家長親子輔導、師友計劃以及各種勉勵及支援等，是扭轉經濟及社會不均現象的關鍵。

因循守舊之弊

那些措施未能奏效？投資於小班教學，遠不如確保無論學生人數多少，班上所有學生都能掌握各種基礎技能。既然各種技能之間有催化作用，為成年人提供的讀書識字班及職訓班未免不足，而且太遲。採取補救措施不及發展兒童各項創意技能，後者可大大提高實效及成本效益。

政府耗費公帑實施的各式各樣方案，往往不如幼兒教育來得有效，當年美國總統詹森在任內發動的「抗貧戰爭」（War on Poverty）就遠遠未能達標，即屬一例；赫曼教授則主張採取另一種介入政策。

為何世人總是固步自封，不願作出改變，為弱勢社群兒童的幼兒發展作出投資？原因不外乎對改變一貫行事方式懷着毫無根據的疑慮與畏懼而已。

赫曼教授認為世人應該馬上作出改變，並有此補充：「決策者若能堅守以下原則，則有助促進政策的成效：以弱勢社群家庭為重點，從初生階段為起點，結合健康以及各種認知及性格技能的發展，並且鼓勵地方的各類培育初生至5歲階段有創意計劃。」若無法改變政策，則美國、西歐以至世界各國的下層階級勢將繼續膨脹，家庭弱勢亦只會代代相傳。

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均等常被視為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標，不少論者亦提出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論調。滴漏效應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曾一度標榜可二者兼得，是以操控職位及行業等需求方面因素為基本的經濟策略，但由於未能兌現承諾而遭詬病。

赫曼教授的研究重點聚焦於家庭及子女成長過程，即從供應方面着眼，考慮有何方案足以真正發揮作用，以促進人類發展，同時改善經濟生產力。他在研究中揭示均等與效率之間本無矛盾，及早作出投資，改善弱勢社群兒童生態，將有助於短期及長遠地紓解社會不均現象，促進經濟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