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與「最佳實踐」之爭

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是一次可貴的試水。它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定位有別,並不以減貧為核心使命,而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
3月31日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資格申請的截止日。隨着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盧森堡等域外發達國家紛紛提交加入申請,亞投行的籌建取得重大突破。國際社會正密切關注亞投行未來的決策機制、股份分配、投資標準等制度安排。近來圍繞所謂「最佳實踐」展開的爭論,便反映了這一關切。
 

亞投行打造亞太經貿網絡

 
設立亞投行是中國針對國際金融體系變革提出的重大動議,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全球金融危機後,新興經濟體實力相對上升,現存國際體系改革卻屢屢受阻,中國等新興國家只得另闢蹊徑。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是一次可貴的試水。它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定位有別,並不以減貧為核心使命,而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這反映了中國嶄新的外交「大戰略」: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切入點,並與「一帶一路」戰略配合,打造面向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亞太經貿網絡。
 
亞投行應運而生,亦志存高遠。作為亞投行發起方和談判代表會議的常設主席,中方表示,將和其他意向創始成員國一道,把亞投行打造成一個實現各方互利共贏和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台。它迄今的籌建工作也因專業和高效而頗受好評。然而,如何實現這一遠大目標,不少人士仍心存疑慮。有些外部觀察者甚至認為,亞投行很可能降低對貸款接受國勞工、環境等方面的要求,從而對國際開發體系造成「腐蝕」和「斷裂」。這些評論不乏傲慢與偏見,但是,也有合理的擔憂,亟待回應。
 
近日,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很多西方國家提出的一些規則,我不認為是最佳的,不見得現存制度都是最佳。」亞行也正在改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這一坦率評價使得爭論更加激烈。
 
確實,近年來,現有多邊機構暴露出不少弊端,經歷了種種挫敗,例如,成本高昂的基礎設施並未帶動經濟發展,減貧貸款未惠及大眾反而中飽腐敗官員的私囊,大型基建項目片面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和環境的代價。不過,也正是這些教訓才促使這些機構持續完善其相關政策、推行重大改革,更加重視貸款接受國的政府治理能力。這不是某種抽象理念的修辭點綴,而是讓發展項目具有長期生命力的必要條件。可見世上永遠沒有完美無缺的實踐,卻有相對成功和失敗的實踐。
 

新體制吸納舊制的經驗

 
正如財政部相關負責人隨後所說,在數十年的發展進程中,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不斷完善自身建設,積累了很多經驗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結構、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債務可持續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和政策要求。亞投行「將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通行的經驗和好的做法,不走同樣的彎路,尋求更好的標準。」這種謙遜的態度無疑更可取。亞投行很可能將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貸款準則,也必將以行動說明,它想要改革現有規則中哪些不合理部分、實行怎樣的替代性做法。
 
人們最為關注的是,亞投行怎樣遵循「善治為先」的方針。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日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為防止腐敗行為滋生,亞投行將對夥伴實行腐敗零容忍,並建立相關的制度規定。人們對此極為期待,畢竟確立具體可循的規則,比單純強調「共贏」的願景更重要。此外,金立群還表示,亞投行將重視涉及環保和移民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其他國際通行的原則。公開作出解釋和承諾是極其有益的,但如何貫徹到實處仍有待實踐。此外,還有專業人士認為,亞投行的起步項目,應謹慎擇之,確保項目的「公共產品」普惠性質,並讓利益分配過程充分透明。這些建言應當聽取。
 

亞投行與亞行:相輔還是相爭?

 
亞投行和亞行可能的競爭也是廣受關注的問題。誠然,「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蕩蕩,完全容得下所有的這些機構,我們相信絕不會發生互相踩踏的事件。」不過,目前已申請加入亞投行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除了約旦、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五個中東國家,其餘均為亞行成員;亞投行未來要爭取的新成員,也很可能落入亞行現有的67個成員體範圍內。這意味着,兩個機構未來若想增資,須從同一個資本池裏爭食。而現實是,許多國家對多邊發展機制疑慮漸濃、撥款意願漸弱,要說服它們增資,需要有更強的成績與信譽。真誠合作難能可貴,公平競爭亦當坦然面對。
 
亞投行籌建工作正在衝刺:爭取年中完成章程談判並簽署,年底前正式成立。屆時,人們將能看到它如何實現其「精幹、廉潔和綠色」的核心理念,是對世行、亞行的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真正的考驗還未開始。 
 
(本文為2015年3月30日出版的財新《新世紀》周刊第12期社評
 

胡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