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羅代爾的歷史考察看來，由資本主義理念發展出來的所謂「自由民主社會」會不會因為「一種被承認的欲望得以解放」而「整體愈發平等」呢？布羅代爾的答案剛好和福山的看法相反，而沃勒斯坦對布羅代爾觀點的回應則是肯定的。他同意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的本質定性為壟斷，而且進一步指出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導致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因此，他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自由民主社會」：
市場是小人物的領域，是自由的領域；市場進行着不斷的鬥爭，反對壟斷。但壟斷是大人物的領域，是壓制他人的領域；壟斷只有依靠國家的活動才得以存在……壟斷之所以能處於統治地位，是因為它在經濟的角力上否定了自由和平等，進而也就在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上否定了自由和平等。
沃勒斯坦可是來自歷史上第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學者啊！他是這個自由民主國度的子民，但他卻無法否定歷史的真相，為祖國的資產階級辯護，因為這樣的歷史還在變本加厲地發展着。
金融經濟的營運方式最有利於資本主義的壟斷活動，而早在19世紀中葉這種營運方式已發展成熟——「銀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業，也控制了商品……最終撐得起金融建築了。」（布羅代爾）金融經濟無疑是實行資本主義對全世界資源壟斷的最佳手段。但當代資本主義理論卻以甚麼「全球化」、「地球村」等等類似烏托邦或大同世界的名義來加以包裝。
拆穿「全球化」華麗包裝
台灣學者金寶瑜為我們拆穿了這華麗的包裝：
在經濟學中，「全球化」常被定義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或投資關係等。這些關係常被認為是一種量的關係，因此可以用一些數字，像絕對的或相對與國民生產的貿易額，來表示「全球化」程度的大小，或比較不同時期「全球化」的增減…… 贊成和擁護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和政客們也用全球化來推銷他們一套論述。他們用李嘉度（David Ricardo）的比較利益貿易論（comparative advantage）來說明「自由貿易」有利於所有國家，而落後國家只有在「自由貿易」中來參與世界分工，才能取得經濟成長。因此落後國家應該本着它們自身的利益，取消一切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並要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便應付「全球化」的新形勢。這樣的論述為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找到了合理性。（引自《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下引同）
有何事實證明呢？
華盛頓共識不僅只是論述而已，它是近年來由美國、歐盟和日本所控制的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的政策的主要內容。這些金融組織對壟斷資本在世界擴張有很大的貢獻。
「全球化」反映了資本主義無法抑制的欲望和野心。這方面金寶瑜的書有很詳盡的歷史回顧和理論分析。在在都說明資本主義大國提倡所謂「全球化」，不過是要通過金融經濟的形式擴展其資本勢力，以達到全球性的壟斷。
但這種壟斷並沒有使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受益。
財富分配不公成常態
我們不妨回頭看看，就在福山歌頌資本主義的20世紀90年代，世界的財富是怎樣分配的呢？且看亞洲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印度的經濟學家怎麼說：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現今世上有45%的人生活在少於兩元美金的貧窮日子裏，而且在九十年代裏，世界貧窮人口在不斷的增加……1993年全世界的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得超過了最低的57%人口的所得；而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所得超過最低的85%人口的所得。（資料原刊《印度經濟學》第35期）
蘇聯已解體，上面所說的人口絕大部分來自所謂自由民主，也就是資本主義控制的國家；那麼，即使從壟斷資本主義大國的銀行資料看來，世界性的貧富懸殊竟然是愈來愈大。這就充分說明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發展總結的規律是對的。
歷史不這樣發展，也不會在這裏終結（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