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劃將如何提振消費?

與低消費形成鏡像的是高儲蓄率。中國總體儲蓄佔 GDP 的比例在2007年已達50%,此後高居不下,遠高於曾以高儲蓄率著稱的「東亞四小龍」。畸高的儲蓄率支撐了高投資率,並使得中國經濟對淨出口形成嚴重依賴……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十三五」規劃即將編製。中國經濟走向何方,令人關切。
 

「十三五」規劃重點應為提振消費

 
剛剛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理念和科學的方法,做好『十三五』規劃綱要編製工作,謀劃好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按照慣例,「十三五」預研工作已經展開,而編製工作將在初夏啟動。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審議「十三五」規劃綱要。如何在未來五年保持穩定經濟增長,自然是「十三五」規劃最大看點,其中,如何提振消費至為關鍵。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中國發展巨大潛力所在。從「九五」(1996-2000)計劃起,中國政府便一直倡導轉變增長模式,其主要內涵是從「粗放發展」轉變為「集約發展」,也有不少學者更着眼於 GDP 結構調整:一方面調整三次產業的比重,一方面降低投資率,提振消費。然而,這一轉變進展艱難。居民消費佔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2012年曾跌至29%。這與中國舉世罕見的高投資率恰成對照,這種局面顯然不可持續。
 
消費不振之弊已充分顯露。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增大,直接原因是投資增速下滑,且投資收益遞減。但投資是表,消費疲弱是裏。通常,三分之二的投資最終服務於消費,而當前消費不振,更兼方向不明,投資才失去方向,配置效率降低。
 

低消費的背後是高儲蓄

 
與低消費形成鏡像的是高儲蓄率。中國總體儲蓄佔 GDP 的比例在2007年已達50%,此後高居不下,遠高於曾以高儲蓄率著稱的「東亞四小龍」。畸高的儲蓄率支撐了高投資率,並使得中國經濟對淨出口形成嚴重依賴。伴隨着「新常態」的來臨,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中高速階段,結構必須有所改善,提振消費、降低儲蓄率便成為更加迫切的任務。
 
中國人似乎喜歡儲蓄,也不願將金錢作消費。(亞新社圖片)
中國人似乎喜歡儲蓄,也不願將金錢作消費。(亞新社圖片)
 
如何解釋中國高儲蓄率之謎?學界見仁見智,以下幾種最具代表性:一是認為中國的社保制度不健全,居民有預防性儲蓄的需求;二是金融發展水平低下,比如,住房金融落後,這使得想購房的居民必須儲蓄很久才有能力支付高首付;三是人口年齡結構,中國工作人口的比例較大,而工作人口的儲蓄率一般較高;四是企業儲蓄率偏高,這又與國企治理水平低下有關。還有學者將高儲蓄率歸因於中國的節儉文化。這些解釋各有依據,但全面考察更接近於真相。欲降低儲蓄率、提振消費,也須對症下藥,辯證施治。
 
顯然,欲提振消費,必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的比重。根本而言,提振消費繫於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特別是簡政放權、放管結合。
 

國務院圈定六大消費領域

 
2014年10月,國務院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圈定六大領域消費:擴大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消費;促進綠色消費;穩定住房消費;升級旅遊休閒消費;提升教育文體消費;鼓勵養老健康家政消費。這些領域大多屬於服務業,基本處於供不應求狀態。欲增加供給,必須放鬆管制,尤其要摒棄那種動輒以意識形態為由設限的積習。
 
這點以教育最為典型。2014年,中國赴國外留學人數再創新高,接近46萬人,且呈低齡化趨勢。這從反面表明了中國教育的潛力。再如醫療,必須通過體制改革,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中國金融服務業創造的附加值已經佔到了 GDP 的7%,這已經和美國接近,但是,在市場結構、產品設計、定價能力和風險防範等方面,不足還十分明顯,監管水平更有待提高。另外,人們對服務業、尤其是生活類服務業長期存在歧視,一說發展服務業便意指發展生產型服務業,對服務業普遍具有的推動消費的能力估計不足,這一偏見也極須糾正。
 

讓人民樂於消費

 
提振消費,還需要密切關注消費方式的變化。隨着居民收入絕對水平的提高和電子商務的普及,「排浪式」消費的特徵可能會有所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提葡萄」式消費,最粗的枝蔓就是高消費。識者早已指出,中等收入水平消費者的消費取向,向上看高消費者,同樣,中下收入水平的消費者向上看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費者。為此,需改變高收入者怕露富,而中低收入者仇富的心態。否則,只會把更多消費者驅趕到國外市場。
 
春節期間中國旅遊者在日本等地的巨量消費引來廣泛關注。其實,這早已不是新聞。近年來,每逢中國節假日,有消費能力的國人便會遠赴海外,或旅遊,或購物。這屬於「消費者主權」,無可非議,但是,持續擴大的消費外流卻提醒「十三五」規劃的制定者:要想通過消費來支撐經濟增長,先需政府有所作為,讓居民敢於消費、樂於消費、安於消費,這樣才能奠定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石。
 
 

胡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