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寶：內地史學發展啟迪香港歷史教育

編按：2019年3月23日，國史教育中心舉辦第五場名家講座，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教授程美寶博士進行演講，題目為「近三十年中國大陸史學發展對香港歷史教育的啟示」。以下為程教授的演講摘要：

梁啟超奠定新史學基礎

近30年包括改革開放至21世紀開頭，即是1980年至2010年。中國有些史學發展趨勢很值得分享。我要告訴英語世界的讀者，我們如何回答自己國家的史學問題。

任何一個做中國歷史研究的人，或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20世紀的史學回顧，都不能不從1902年梁啟超《新史學》開始。

梁任公曰：「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

我們過去二十四史都是朝代的更替；只知歷朝皇帝，不知社會發展；只着重過去，忽視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只知歷史的事實，不會推演任何原理。

另外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界定史學理念：

「歷史者，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日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

我們過去研究歷史只有局部，不知整體。我們常常講「誇學科」，其實梁啟超早在100年前已有這概念。梁啟超早在1902年提出革命性的史學追求，到了2019年，到底有多大程度實現新史學呢？

自晚清時期，中國開始建立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不幸地，50年代至70年代，史學政治化，史學發展受到障礙。中國歷史學界對五個基本學術理論問題的熱烈討論和研究，稱為「五朵金花」：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到了80年代，中國引介西方史學，重新建立聯繫。

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20世紀的史學回顧，都不能不從1902年梁啟超《新史學》開始。（Wikimedia Commons）

社會史的區域性研究和歷史人類學

主張社會史的學者認為歷史應該是有血有肉的，內容包含民俗學和社會學。史學者認為諸事萬物俱有歷史，但在社會史的會議上，經常聽到的批評是「雞零狗碎」、「殘羹剩飯」，缺乏理論關懷。

解決辦法之一，就是聚焦某個區域作較全面的考察，就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區域性研究」。「社會經濟史」早已有之，加上「區域性研究」的後綴，則部分與80-90年代自上而下的推動有關。區域性研究被批評為「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地方性版本」。

地方上的個人與群體處理地方事務和表達身份認同的方式，如何受約於（又創造着）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層層機制與制度。

從人種學到人類學，從人類學到有歷史向度的人類學，即歷史人類學。作為研究取向或方法的歷史人類學，始終立足於文獻，並要作田野調查，包括收集民間文獻口述材料，更易明白歷史。發展分析工具，以更好地掌握地方的文獻材料和地方性知識。歷史人類學的個案研究，有助回應過去史學的問題，重新詮釋中國歷史。

「中國」在研究中「失落」了？

社會史或者雞零狗碎，區域性研究或者缺乏整體，歷史人類學或者過於微觀。但「中國」何在？

葛兆光提出「從周邊看中國」的理念，運用日本、韓國、越南、蒙文等周邊地區的材料，將中國從中國中心和歐洲中心解放出來。

葛兆光探討自宋代以來的「中國意識」。此種「中國意識」有一定的延續性，由是成為後來的歷史記憶的基礎，包括之後中國人表達的空間觀、民族認同等。

以上幾種取向，也探討同一問題，只是更多從社會經濟文化的角度。

新制度史與新政治史

近代史研究過去比較忽略傳統史學甚為重視的典章制度史。桑兵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大型研究項目考察名詞與概念的歷史，避免墮入東與西，傳統與現代，落後與進步的二元觀。

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將制度或制度化視作一個社會過程，當中包括許多人際關係、社會網絡；考察制度在現實中如何實踐反思朝代史既有的分工。

中國歷史研究的二次革命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王家范在《史學重心的第二次下移：對當代史研究的期望》（2012/13）提出：

我們通史大概經過兩次革命，第一次梁啟超的新史學，它是對司馬遷確立的古典通史的一次革命，他提倡的口號表面上跟我們很相像，但實際上沒有完成，他想把帝王將相歷史變人民大眾歷史，那麼後來我們把他話語改了，「眼睛向下」，從最高層到社會基層普通民眾，那麼這樣一場革命的話，我可以說，真正開展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標誌性就是社會史。……我們正面臨着也剛剛開始第二次的革命，第二次的重心向下，就是從古代史、近代史等重心將移向現當代史，這剛剛開始……有的還是地下活動，現在這還是股暗流，但慢慢會變成明流，而且會成為史學的熱點和顯學。我們應該相信中國在前進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