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馬迎羊，我不禁回想起早前席捲香港的一場政治風潮，五個月以來社會各界都並不好過。
我不斷反覆思量，試圖理解年輕人與其他鼓躁的示威者及其反對者各自堅持的理念。
佔中根源三方面
佔領中環運動於2014年秋天開始；其實數年以來，不少評論員和分析家曾就香港在社會、經濟、政治的嚴重分歧發出預警，將香港面對的問題大致歸納為三方面：房屋、貧富懸殊、民主訴求。
不過，單靠這些理性的社會論說，並不足以解釋這次街頭事件何以持續達79天之久；期間警方雖曾一度施放催淚彈，且與示威者發生零星摩擦，但並未釀成嚴重的流血或暴力衝突，何以運動終造成社會嚴重分化？
由於雙方鬥爭漩渦中暗藏各種關係錯綜複雜的勢力，以致根本無法找到理性的解決方案，況且某些人也根本不願運動結束； 是這些非理性且偏執因素令佔領行動持續。
香港的深層社會和經濟矛盾，實不致令不同團體和階層鬥個你死我活。香港人的抗議或示威活動，無非旨在宣示訴求，一向高度文明，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見稱。
回想七一遊行的和平
每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展示形形色色的抗議題目，有如嘉年華會，示威者抵達終點之後， 就會自行和平解散，直至近年一直如是。部分激進政客對此一直不以為然，其中之一最近更在電台上指責某些溫和民主派議員在遊行時不夠認真，竟相約當晚一同觀賞英超球賽。
正因為一再拖延，佔領運動已然變質，要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必須設身處地，才能夠感受到年輕示威者置身其中的興奮和解脫心情，才能夠弄清為何無論批評者和反對者認為這場運動顯得如何瘋狂，如何不負責任、缺乏理性，而且無視保障大眾利益的社會綱紀，示威者卻仍然一意孤行；年輕示威者都被視為否定了一眾批評和反對者以及對民主進程緩慢同感失望而氣餒者皆認同的所有價值和信念。
一起佔領的歸屬感
佔領運動基本上是一場以精神為本的政治運動；與年輕示威者交談過的人，都異口同聲轉述他們如何於人生中第一次對自己參與創建的社區產生歸屬感，恍如找到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急不及待向其他人展示眾志成城的成績，並訴說所追求的目標。儘管入世未深，對歷史（特別是中國或香港歷史）認識粗淺，年輕示威者都切實且滿懷希望地為未來打造出路。
歷史在在顯示，參與運動者往往以為只要能自己掌握命運，就能得到解放、淨化，以及精神上的滿足；他們從與外在世界、上一世代以及當權者那套理性秩序價值觀對抗的行為中，找到一種自我表達方式和歸屬感。當年美國大學生在反越戰運動中否定父母輩價值觀（從當時電影《畢業生》表達的訊息可見），以及反對旨在遏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建制論說，也是同一種情操。
反抗理性的德國浪漫思潮
反抗理性秩序的思想，源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德國浪漫思潮。當時德國思想家群起否定作為啟蒙時代正統的理性主義——亦即通過理性即可尋獲真理、超脫愚昧、化解紛爭，而人類行為及普世均有合理秩序的理念。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全盤否定這些理念，認為真理乃是相對而非絕對、各種思想無須協調、矛盾與爭拗永遠存在、理性不能帶來希望。
理性主義受到多方面駁斥。德國哲學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88年）堅稱神造的世界猶如詩篇，根本無關科學和數學，他的浪漫主義學說就更像神秘主義，指神通過大自然與人類溝通，重新肯定神話的價值，並且以主觀主義為人類思想的核心。
他的弟子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提出三大浪漫主義理念：第一，藝術是藝術家獨有的表達方式，一件藝術作品只能從藝術家即創作者的角度欣賞其美感，不能作客觀評價。藝術家是創作者，而藝術等同創作的觀念，實源於浪漫主義時期，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持相反見解。
第二是人俱喜歡歸屬於羣體，若沒所依附會有疏離的感覺，這與啟蒙時期無地域限制的四海一家，又或中國傳統「四海之內皆兄弟」以及基督教「主內弟兄姊妹」等觀念截然不同；在19及20世紀相繼出現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本土主義，將人劃成壁壘分明的敵對陣營，正是這種觀念作祟的結果。
第三是文化因時與地而異的理念，一種文化可以接受的事物未必可於另一種文化並容，不同理念於是可以互不相容，彼此之間可存在矛盾，這與啟蒙時代真理是絕對，而又可從理性方式發現的觀念簡直是南轅北轍。即是說種種互相抵觸的相對真理變得可以並存，由於真理變得相對性而非絕對真理，對與錯、善與惡也就無從區別。
康德提出自由意志
著名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認為作為人的特點是能夠自主，隨心所欲，全憑自由意志，不受束縛地選擇善或惡、對或錯，若只可選擇正確則根本毫無價值，在這個前提下，即使選擇錯誤，也完全是人的特點。康德可沒料到自由意志這極具革命性和顛覆性的觀念，於日後造成重大的災難和浩劫。
在同時期的德國劇作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49–1805年）筆下，悲劇被賦予嶄新含義，成為對壓迫的反抗，而非痛苦或不幸；悲劇人物往往被描畫成天性違拗而反叛，雖然格鬥對抗的力量註定不敵而一敗塗地，但螳臂當車亦可歌可泣，即使荒唐也值得敬佩。
另一位同期的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則認為人的知識並非僅限於知，最重要在於識所當行。在他看來，自由的要義在於憑自己意志，不受任何阻撓，充分發揮創作衝勁，生命的意義在於不斷進取，否則無異於行屍走肉。人要能畢生奉行這套價值觀，才配當悲劇英雄，否則只會庸碌終身。費希特日後走火入魔，成為德國的狂熱愛國者兼民族主義者。
還有一位德國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年），他認為人世當初混沌一片，全無知覺，後來才逐漸形成自覺。人類終其一生，與此混沌狀態劇鬥不斷，苦不堪言，繼而產生懷舊與偏執兩種傾向。正因為劇鬥不止，難望完美，因而不免遺憾，懷舊之情油然而生。由於浮世混沌一片，人類難免內心惶恐，變得偏執。
浪漫主義思潮影響深遠
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對人性與人類文明產生兩個重大影響：首先，它為藝術與人類文明引進了嶄新的觀點：藝術家不僅能創作出唯美的作品，更能在作品中演繹美的真義。真正的畫家、雕塑家、作曲家、歌唱家、作家、詩人都不僅是巧匠，而是原創藝術家，其藝術造詣在於創作。
其次，浪漫主義思潮助長了人類歷史上最罪大惡極的暴行：自由意志揭開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心魔有如野馬脫繮。德國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其國民暴戾與不理性意志的呈現；蘇聯與南斯拉夫散國以後的種族暴亂亦是極端本土主義的產物。德國浪漫主義對民族主義、本土主義，以至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深遠，一直揮之不去，持續至今。
浪漫主義所以能夠產生上述的雙重影響，皆因其所強調的與別不同之感、高度自覺性，以及提倡異多於同的特點。根據後現代思維，一切關乎美感、品味、禮儀的客觀標準都嫌過時。今時今日，部分完全不合社會規範的行為，一旦在藝術家身上出現，就變得可以諒解，甚至值得推崇。原本不能接受的行為轉化為悲壯的英雄主義。
更值得關注的是，為何現世道德和價值觀的絕對程度竟會大降如斯，而相對程度又高得如此難以容忍？子女把父母的規勸說成是純屬個人觀感、學生拒絕聽取老師教誨學習、阻塞街道者令上班族多花一個鐘頭繞道上班，卻聲稱是要為大家創建美好未來。他們都各自堅持，有自己的論據，甚至的確很有道理的，但他們挑戰當權者，並非因為不尊重當權者，而是認為根本沒人有權去阻撓或規管他們。
從社運分子的行動與通訊，尤其是具文學和藝術背景的本土主義者，可清楚看到極濃烈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潮，這也許有利於藝術創作，可惜對未來政局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多元價值觀反而失去標準
當今社會上新一代樂於接受的一套價值觀，已不存在審視的共同標準和與人相處交往的共識規範，而是程度更深的多樣化和多元性，以致是非對錯變得並非絕對，而相處交往的共識原則不再關乎互諒互讓，而是變為爭鬥不休，直至一方全勝為止。
也許在示威疲憊困乏的影響下，目前政局暫復平靜，無奈香港社會的分化局面恐怕難以挽回，兩極化只會持續下去，未能在短期內緩和；政制發展已經瀕臨分水嶺，2015年夏天過後，假如特首普選方案終被否決，社會上又未能就參與政治生活建立共識，那麼所有舊患新傷從此更難癒合。
在現有政制安排下，各方為求全勝，只顧自訂條件，毫無妥協餘地，演變成爭鬥不斷，理性的政治交鋒蕩然無存；隨後數年，香港人將無可奈何地捲進令人身心勞累的政治漩渦之中。
香港人要講求理性
2014年10月一個晚上，我和一個朋友沿着封鎖了的花園道，到佔領現場去實地觀察，就在跨越路障前行的一刻，朋友回過頭來，臉上掛着頑皮的笑容對我說：「不知幾時再有機會這樣走在花園道呢？雖屬違法，但這樣過馬路真過癮！」 。
浪漫主義時代的德國，備受歐洲「三十年戰爭」蹂躪，滿目瘡痍，估計有三分之一人口遇害，德國從此陷於落後困境，與巴黎宮廷的繁華景象簡直判若霄壤。當時德國思想家大都極具宗教情操，沉醉於涵養心性；與法國思想家不同，他們往往出身卑微，自卑感重，痛恨法國的假髮、絲襪、沙龍、靡爛作風、王侯將相，以及出身貴族的思想家，凡此種種，都視之為銅臭與邪惡的化身。
類似的仇恨情緒，如今亦逐漸在香港浮現，其起源也許在於貧富懸殊日益惡化、亞洲金融風暴、沙士、中國的崛起以及「一國兩制」，部分人更感香港此刻有如17世紀下半葉的德國；與此同時，懷舊與偏執和本土主義結下不解之緣；但香港並非定需如此，大部分市民其實都講求理性，不想變得如此田地。
香港是個人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不受約束的美好城市，這也正是其活力與魅力之所在，但若在文藝領域以外任由浪漫主義激情澎湃，恐怕只會落得後果堪虞。但願香港在邁向開放社會途中，切勿迷失方向，誤入歧途。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