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中國政府為針對官員以權謀私，打擊貪腐的運動一直雷厲風行，至今未見鬆懈，運動展開初期，不少人還估計無非是權力鬥爭的幌子，但目前種種跡象顯示，反貪運動似是鄧小平年代過後，中央政府重建社會秩序的措施。
由鄧小平創建的社會秩序，以市場帶動經濟增長以換取政治穩定，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有足夠認受性，維持社會穩定。期間部分人及家族暴發，當然有不少私營企業通過公平市場競爭賺得厚利，但亦不乏官員藉權位謀取私利，貪污受賄的現象；官場貪腐成風，民怨載道。
縱使在二千多年來經濟增長欠奉，中國的貪污現象一直相當普遍，更有指貪污植根中國文化，我倒認為貪污瀆職之風，在傳統中國與當前日趨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實有本質上的分別。
傳統中國的貪污溫床
傳統中國的農業經濟，往往由近乎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組成，而各地方經濟又以到處分散、基於親屬關係的農村社區為單位。
公元前221年（中國戰國時代末期），中國一統為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隨後數百年，擁有大批土地的貴族在政治上逐漸失勢，這不啻是一大政治成就，歷史上唯有古羅馬帝國才足以相提並論，可是羅馬帝國最終覆亡，隨即粉碎歐洲實現統一大業的宏圖大計。
農村經濟自給自足，散布各地的農村社區，就只能靠國家中央集權的制度方能維繫凝聚力。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境內，地方上的農業經濟彼此獨立，毋需互相融合亦能生存，如此狀態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不斷，直至鄧小平實行經濟改革，數以億計人口才有機會遷離互相隔絕的各地農村，移進城市生活。
唯才是用的皇權官僚體制既成本高昂，亦不易駕馭；國家須負責防衛、司法，以及應付官僚制度的種種開支，在稅收方面，更須進行人口、土地普查，以至運送實物收入往各地行政中心等繁重任務。此外，制度管理涉及選拔官吏、監察吏治以保廉潔、防止官吏盜取官家物資及謀反，也須確保官吏效忠，以免盤據一方建立地方勢力。
至於歐洲國家的管治建基於封建貴族制度，比中國的行政模式成本較低，而且較易運作；不過，歐洲的行政制縱有利於節省開支，但中央集權的程度卻遠不及中國。各自擁權的歐洲封建領主，儼然半獨立的土皇帝，彼此爭戰不休，鮮見忠於國君。封建貴族制後來變為世襲制，部分采邑更演變成完全獨立的國家。反觀中國模式，即使改朝換代，始終能夠維持國家統一。
傳統中國的官吏受僱於國家，若收受金錢及優待， 自然被視為貪污，但在封建歐洲，封建領主的同一行徑則無枉法之嫌，因為他並非國家公僕，而是領地之主，自然不會構成有貪污之嫌。
可以推斷，傳統農業經濟所產生的盈餘，應不足以應付中國行政制度的各類開支，傳統中國的官吏難免長期收入過低，與所擁有的權力不相稱。貪污是官吏補充收入的方法，挪用公款與搾取巨款屬大大違法，但小貪行為卻成為可以接受的慣習，甚至成為官場文化。
為達致杜絕貪官污吏的目標，向官吏灌輸維護儒家道德觀念、廉潔自奉的意識成為傳統國策；可惜儒家思想過份着重家庭孝悌的觀念，照顧家人成為官吏貪贓斂財的誘因，反變成有礙廉潔自奉。當為國和為家發生利益矛盾，家即凌駕於國之上，成為今日中國貪污問題的核心所在。
現代經濟的腐化誘因
現代社會的經濟盈餘遠勝昔日，應付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開支較為容易，但官員貪污受賄機會亦隨之大增，甚至涉及巨款，貪贓風氣其實有增無減。
官員貪腐成風，究其因有以下三項。第一，經濟國有比例愈高，則官員挪用公款、中飽私囊的機會也愈多；第二，經濟活動受國家規管的比例愈高，官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機會愈多。
上述兩項顯示政府愈具規模、管轄範圍愈廣，則貪贓枉法的範疇愈大、機會也愈多。經濟學者早就指出，若能維持小政府，官員貪贓枉法的情況應會縮減；強化自由競爭市場，可減少公職人員貪污的機會。
第三，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舊式經濟行業走向式微，新興經濟行業冒起，政府官員可透過徵稅、資助或規管等公共政策措施，對各種經濟活動作出阻撓或予以方便，官員貪污的機會也就愈多。
舉例來說，政府採取措施挽救企業倒閉及工人飯碗以保障夕陽工業（sunset industries），或避免朝陽工業（sunrise industries）與舊式工業競爭，官員即可趁機假藉公利之名而從中謀取私利；事實上官員貪污可窒礙或延誤「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調整過程，損害經濟現代化。
官員及政客當然可以一方面促進朝陽工業，另一方面則加速夕陽工業滅亡，箇中間或包含官員貪污現象；有趣的是，這種發展倒可促進經濟現代化，不過其反作用始終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日後受惠者的遊說力一般較目前受害者為低；也就是說創新力不及破壞力。
小平經改的開路之功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挑戰重重，皆因他要說服日後有機會受惠的一眾——中國人民——接受牽涉極大不明朗因素的改革議程，他的改革，實在是經濟現代化史上極不尋常的成功例子。
有關經濟改革在市場重建的過程中，釋放出中國人的創新能量，中國經濟極速增長，成就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最大經濟奇蹟；但同時，經濟市場與政府官員染指主要經濟層面的情況，卻又為官員貪污受賄帶來前所未見的機會。
於鄧小平的成功改革年代位居要職的官員，歷經30年後，又已蛻變成一股抗拒進一步改革的勢力，為求保障一己私利，千方百計維持現狀。國家主席習近平目前的反貪腐運動，大有動搖建制中多股力量之勢，在政治上難免荊棘滿途，因為所涉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且錯綜複雜，不易剷除。
要推動反貪腐運動，建立習近平的威信固然重要，且屬無可避免；但將權力集於最高領導人一身，會否降低日後進一步改革市場的意欲，亦引起多方揣測。中國領導班子自然深明箇中險着。
反貪運動的經濟契機
若不展開進一步改革，縮窄政府的經濟管轄範圍，並擴大市場功能，那麼根除貪腐的措施只會見一時之效，日後又一代貪官污吏勢將捲土重來。工業經濟體一向任由市場增長以持續發展，此亦有助促進經濟現代化，減少官員貪腐。
市場經濟有助於將國家融入一體化的經濟網絡，透過經濟上互相依賴維繫國家統一，在政治上可減輕靠中央集權操控的單一手段。相反，傳統農業經濟中的地方農村社區，由於具備自給自足的本質，無法以經濟上互相依靠來孕育出國家統一的共同理想。
歷史在在顯示，市場帶動是現代經濟的必備特質，現代經濟足以產生充裕經濟盈餘，足以支付高薪養廉，減少公職人員貪污的現象。中國目前的反貪腐運動，若能精簡官僚制度，配合限制政府職權、提高國家的包容性，則勢將為長遠經濟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傳統奉行儒家思想，既主張有容乃大的小國制度，亦要求統治者自我節制，以免過度干擾地方農村社區的社會及經濟活動，但其過於看重家庭的觀念，往往驅使公職人員貪污，無疑是人倫美德基礎的一大缺憾，有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
真正有效的競爭式現代市場經濟，講求人皆得享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也正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從概念上而言，現代市場經濟大大有助於國家維護法治，減少公職人員貪污的弊病；而隨着中國城市化和「一孩政策」的後果所及，大大撇除了地方親屬關係對新一代接班人的影響，應有助促進國家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現代化進程。
習近平的政治功績，一如鄧小平的經濟功績，若能為市場增長及精簡官僚制度製造足夠空間，可算是恩澤綿長。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