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與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泡沫一道，並稱中國經濟三大風險。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沉重，穩增長任務艱鉅，然而，無論如何，化解產能過剩的進程不應遲滯。
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痼疾。它使得國民經濟失衡，資源配置扭曲，對真正有效率的投資形成「擠出效應」。過去兩年，中國政府將化解產能過剩作為經濟工作的一大重點。然而，中央的部署能否不折不扣地執行，仍有待觀察。
許多省市宣稱其已超額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但是，名化而實保的做法仍較普遍。許多地方政府在觀望，希望看到其他地方率先限產，一俟經濟回暖，好讓本地企業趁勢擴大市場份額。它們通過項目審批、貸款傾斜、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或明或暗的方式，企圖幫助產能過剩的企業渡過難關，對一些早已成為「殭屍企業」的大企業，特別是地方政府能夠直接掌控的國有企業，更是不離不棄。
需迫切認識產能過剩帶來的負面影響
春節前陸續公布的各省份2014年經濟數據，普遍低於預期。河北、山西等鋼鐵、煤炭產能過剩重災區，經濟尤為低迷。可以預見，2015年，產能過剩的矛盾會更加突出。正確認識當前產能過剩的性質和危害，並加以妥善應對，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
當前的產能過剩不同以往。從需求角度看，以前的產能過剩大都是周期性的，會被接下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所吸收。但是，當前的產能過剩並非「昨日重現」。它是過往中國特定發展階段和發展方式的產物。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曾有的巨大外需已一去不復返，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也不可逆轉，化解落後產能終究是個繞不過去的坎。
多項研究表明，中國已經處於工業化後期，雖然城鎮化進程仍在繼續，然而，在住宅、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及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領域，都已經出現或接近出現歷史需求的峰值。在今後的經濟波動中，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自會冷暖不一，但是，指望經濟復甦後的快速增長來吸收現有產能過剩，總體而言已是幻想。
中央政府對此有着清醒判斷，並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與以往依靠行政手段實施「關停並轉」不同，這些舉措堅持市場化導向，將環境、資源成本內部化，成效令人期待。 2013年底制定的《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確定了「四個一批」的原則，即「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其中，「消化一批」立足於通過穩增長、擴大需求來減輕化解產能過剩可能帶來的衝擊，政策初衷不可謂不周全，不過，這也是實踐中最容易走樣的環節。
最近兩年，在中央的引導下，地方政府「唯 GDP」的導向有所減弱，但是，化解過剩產能必然導致企業關閉破產和大量失業，且失業人員普遍年齡偏大、技能偏低，在就業底線思維下，地方政府承受的壓力確實很大。但是，養癰只能貽患。除了 「社會政策要托底」等配套措施，更應抓住化解過剩產能中蘊含的機遇。
中國的產能過剩更多的是低端產品低層次重複競爭的過剩，在一些中高端產品領域，中國面臨的並非產能過剩而是產能不足。因此，真正治本的穩增長之策應該是將化解產能過剩與產業升級、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結合起來，實現更高產業層次的發展。
產能過剩實非市場造成
還應當認識到，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非市場因素所致，特別是部分地方政府的不當介入，大大加劇了產能過剩。同時，市場機制在矯正產能過剩上的作用還未發揮出來。這些複雜情形，使得化解產能過剩還不得不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但是，這並不能減弱構建化解產能過剩長效機制的緊迫性。
長效機制應該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這要求價格能真實、準確、及時地反映市場供求關係和資源的稀缺程度；二是政府準確定位，要解決市場失靈，通過制定環保、能效、安全、質量等標準，形成倒逼機制，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三是企業要具備實現產業升級的能力。相形之下，目前，中國的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相對滯後，政府監管越位、缺位並存，企業創新和升級能力較弱。這需要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框架，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化解過剩產能，提升企業實力，兼併重組是有效途徑。實踐中，跨地區、跨所有制兼併重組一直是難題。目前，相關利益共享機制正在逐步建立，涉及的 GDP 統計、稅收等問題已基本解決，不過，兼併重組後節能環保指標分配等新問題，仍需明確。跨所有制兼併重組則與國有企業改革密切相關，其進展取決於國企改革的推進力度。
從短期看，化解產能過剩有可能造成經濟進一步下滑，但是，穩增長與去產能的治本之策是一致的：通過繼續深化改革來實現產業升級，培育新的增長點。以穩增長的名義放緩化解過剩產能的腳步實非明智之舉。產能除舊佈新，經濟重現活力，均有賴堅決推進一攬子改革。
原文為2015年3月2日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第8期社評，本社獲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