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義律一接任對華商務監督，旋及以柔性手段打破已維持兩年多的「沉默政策」。一反律勞卑的激烈對抗和後兩任對華商務監督的沉默失語，他以天朝看重的稟貼形式，請求大清「給領紅牌，准由內河進居省城」，並交由行商伍浩官轉交廣州政府。選擇這兩種前任視為禁忌而大清視為給面子的做法，義律希望以此作為兩國和睦關係的新開端。如其所願，兩廣總督鄧廷楨發現來稟「詞意恭順」，喜不自勝，迅速上報朝廷。一個多月後，道光皇帝頒旨允准。義律的一番陰柔，竟然取得了作為外交官員常駐廣州的歷史性突破。
不動聲色，靜候時機
在與欽差大臣琦善交手時，義律展示出頗為惑眾的陰柔之功。由始至終，他的出牌就僅限於巴麥尊的《致中國宰相書》，從未有向中方和盤托出英國擬定的《對華條約草案》的全部內容。他希望緩步推進英人期盼已久的同天朝的大臣爵閣部堂直接交涉，最終能實現逐級加碼的目標。琦善長期在北方任官，從未與英國打過交道。在給義律的照會中，一派天朝上國的頤指氣使，義律則不動聲色。對傲慢的琦善的大度容忍，甚至於激怒了其上司巴麥尊。為此，外相專門來函訓斥大英帝國的全權代表，「我頗為不安的看到，在你與琦善全部文書往來中，你容許他擅用了一種妄自尊大的口吻，而你自願採取一種甘居人下的地位」。
公文往來時的有意示弱，並不妨礙義律在必要時大刀闊斧的祭出「依照兵法辦行」的殺手鐧。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牛刀小試下，英軍兵不血刃就攻佔了虎門要塞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一向趾高氣揚的琦善頓時亂了方寸，情急之下只好出此下策，應允為英國人「代為懇奏寄寓泊船，代奏懇恩開港通商」。一旦機會來臨，此前一幅貌似甘居人下的義律立即反客為主，拋開盎挌魯撒克遜人的風度，玩弄起移花接木之術，抓住琦善照會中含義不確之處，對外謊稱達成協定，旋及派遣英軍強行佔領了香港，活生生的將生米做成了熟飯。對這種澳門模式的取態，義律和大清官員心知肚明，唯有巴麥尊不能容忍，因為他看不懂東方官場的路數。
600萬元換取舟山群島
當然以天朝欽差大臣琦善的思維判斷，用珠江口外不毛之地，加上區區600萬元，即可換取英軍歸還舟山群島，並從虎門要塞的沙角和大角炮台撤出，以此消彌邊釁，應該是一個十分划算的交易。至於中英兩國推行平行外交，台面上對外說說可以，到底在泱泱大清的官員心底裏，始終視英人為化外蠻夷。說到同意恢復廣州通商，這屬於萬國來朝之常例，大清立國以來一直在斷斷續續中進行，不過是撫有萬邦的大皇帝的一種恩施而已。
義律運用陰柔之術，可說是較為嫻熟。其後他率英國遠徵軍打到廣州城下時，琦善已被革職，新的欽差又尚在路上。眼看着清軍棄陣逃逸和百姓相繼走避，義律在心底裏暗自叫苦，因為英國要的是兩國政府的和約和不斷擴大的貿易，而不是一座空蕩蕩的廣州城。1841年3月6日，他迫不及待的向廣州百姓發布了一則公告，提出不再進攻廣州，希望能盡快開放貿易。並聲稱「事情到了現在這種境地，責任全在皇帝身邊的奸臣，希望廣州的官員能做出明智的選擇」。這種把責任推給所謂的花臉奸臣的做法，十分符合中國的傳統模式。而把自己的觀點，以公開的形式透露給廣州官方，「學貫中西」的義律悄悄的給和談留下了餘地。
謀定而動
儘管英國政府和大清王朝都不認同香港的割讓，義律的舉動，稱得上是一意孤行。其實在駐華商務監督不輕言放棄香港的背後，除了作為貿易良港的重要因素外，對中華帝國的了解，應該說全權大使比外相巴麥尊略勝一籌。而最主要還是商業利益的考量和權衡下，最終讓盡快擁有香港的決定成為勢在必行。
由《致中國宰相書》可見，巴麥尊想當然的認為，作為對等，中國應有一位國家行政首腦的宰相。實際上自明朝開始，這一職位在中國已被廢除了武功，轉為由皇帝選擇性的行使着宰相的主要職能。至於巴麥尊下達的戰爭訓令，同樣顯示出英人固有的思維定勢。他要求遠徵軍封鎖各大江出海口，試圖以此來癱瘓大清政府的經濟。他尚未弄清楚，當時的中華帝國完全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切斷其對外聯繫，並不能對其構成任何實質性的威脅。因此，在戰爭開始階段，英方的戰略意圖收效甚微，反令一頭霧水的清政府態度十分強硬。義律對中國則有較清醒的認識，一直小心翼翼的近距離接觸。在同大清欽差大臣的博弈中，他確信眼前的香港是英國商業進入中國的捷徑，選擇其他地點無疑是捨近求遠，只會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有可能造成對華軍事行動的無限期延長。
義律提及英國在「行動方面特殊和不可思議的困難」，實際上就是拖不起了。這才是他敢於對外相訓令置若罔聞，絕意要盡早拿下香港的主要背景。自1839年3月欽差林則徐封鎖廣州商館算起，中英貿易差不多停頓了快兩年。並非是大清道光君臣口耳相傳的「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實情則是僅茶葉、絲綢兩項，無論是在倫敦、孟買或廣州英商的貿易收入，乃至於女王陛下財政部的稅收，每年的損失都在百萬英鎊以上。儘管中英間仍處於戰爭狀態，但利之所在，虎門口外始終徘徊流連有數十艘英國商船。講求實際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不遠萬里來中國，不是來「宣威海徼」，而是試圖以堅船利炮推動更多的生意。澳門得不到保障，廣州無法信賴，唯有孤注一擲而另闢蹊徑。因而在給奧克蘭勳爵的信中，盡職的商務監督義律不無驕傲的宣稱，「在本函寄發的當天，又正有着大量噸數的貨在積聚之中」，「我們正抱着這樣一種精神在香港建築堆棧」。
下文預告：義律對香港情有獨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