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第一個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身處全球化時代，中國對國際事務及環球經濟體系的參與愈益深入。在此大環境下，擁抱國際視野可謂我們追求美善生活的良好途徑──不論從認識、欣賞以至品味別國文化和風俗，到掌握國際知識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及物質生活，都是值得追求的價值。過去，傳統中國往往被譏為「閉關自守」，有明一代被史家黃仁宇評為「內向性格」；帝制時代的臣民更往往予人印象對國際無知。然而若審慎回望歷史，其實早在明代，已有先知先覺的國人放眼張望世界，協助引介西學，無疑充當中國與別國，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重要文化橋樑。

從不同角度勾勒變革大時代

晚明時值帝國暮年，漢人朝代即將被入關的滿族取而代之；黨宦之間互相傾軋；軍費糧餉癱瘓財政，亂局及亡象似乎不遠。然而，在此朝代最後光景裏，中國可謂迎來一次大變局，對時人甚至後來者而言，其歷史意義容或與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相類，都是值得紀錄的里程碑。當中西學傳入中土，值得大書特書。蓋晚明之際，歐洲西學輸入之第一波，乃以利瑪竇為首之天主教耶穌會士開創先河。利氏從廣結文人及知識分子，到終得上京面聖，在中國之行向國人展示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以至數學、天文、地理等知識，促成國人了解及放眼世界之可能。

利氏從廣結文人，到終得上京面聖，為日後西學傳播及傳教士的宣教工作打開大門。素來史家均認為利氏傳教方法得宜，以至採用「本土化」（樊樹志語）策略，終促成上述進展。然而利氏之所以成功，背後其實尚有具識見、願放眼看世界的國人從中穿針引線，方才成事。由著名明清史專家樊樹志所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12月出版的《晚明大變局》中，就指出在素來被歷史鎂光燈聚焦下的利瑪竇及一眾傳教士以外，尚有一些卓越而心態開放且願意汲取新知的國人，無形中促成西方東傳之功。同時，新書亦從其他不同角度勾勒出該時中國迎來的大變局，即「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漸次捲入全球化貿易浪潮的中國；江南市鎮及多層次商品市場的經濟發展；思想解放潮流，以及文人結社與言論的新氣象，重新藉筆墨再現變革的大時代。

在這大變局當中，出現了第一位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想來大家會以為是徐光啟，其實應該是瞿汝夔。層累疊加的史事蓋過了他的識見和進步性，但利氏順利訪華，西學得以傳播，他應記一功，而且值得被記住。

被埋沒的中西交流要人──瞿汝夔

瞿汝夔，可謂明代首位放眼看世界的國人，較早發現及學習西學的價值。他不但是第一位結識利瑪竇的名士，而且更為利瑪竇獻計，令後者成功融入文人圈子，最後更得以覲見皇帝，介紹西學。然而，瞿汝夔這位在歷史上有上述文化交流貢獻的人物，為何多不為後世所知？當中牽涉一些因素。

瞿汝夔，號太素，蘇州府常熟縣人，來自高級官僚家庭。他的父親瞿景淳，字師道，「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教授里中自給」，更於嘉靖23年（1544年）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典制誥，清介自持」，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歿後更被皇帝賜予禮部尚書頭銜。瞿汝夔為瞿景淳四子之一，但明人文集乃至地方志均未見瞿汝夔記載。據樊樹志研究，原來是出於倫理價值的緣故。

因瞿汝夔曾與長嫂──汝稷之妻通姦，因此被家族除名，在後人的記載中也對此多避而不談。樊樹志爬梳資料，指出以地方志為例，如《常熟昭文合志》的瞿景淳傳中，只記載其子三人，即汝稷、汝益、汝說，卻不見瞿汝夔之名；對「通姦」一事，史家黃一農則考證指，瞿汝稷《瞿冏卿集》卷首所載錢謙益《瞿元立傳》，曾提到「公仲弟夔與婦徐（氏）以奸聞，公叱婦徐，去之。」到瞿汝夔侄兒瞿式耜為其師錢謙益刊印《牧齋初學集》時，卻刪去《瞿元立傳》「公仲弟夔與婦徐以奸聞」一句，改為：「徐有通問之奸，公叱去之。」因後人有意隱暪，令瞿汝夔鮮有機會見諸文獻，其事跡也逐漸被湮沒了。

首位結識利瑪竇的名士

因被家族除名，瞿汝夔未走上傳統科舉道路，轉而四處漂泊，卻由此來到廣州，跟耶穌會士相逢結識，更與利氏結為莫逆之交，是第一位結識利瑪竇的名士。瞿汝夔的先鋒角色，令他得以在利瑪竇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留名。利氏在書中更專闢〈瞿太素〉一章記述其事跡：

瞿太素是我們將有機會常常提到的人，他是一個被稱為尚書的第二級高官的兒子，蘇州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果繼續學習的話，他肯定會得到最高的榮譽。相反地，他變成了一個公開的敗家子。……他請求利瑪竇收他當學生，第二天他邀請老師在他家裏吃飯，送給他綢料為禮……在結識之初，瞿太素並不泄露他的主要興趣是搞煉金術……但他們每天交往的結果倒使他放棄了這種邪術，而把他的天才用於嚴肅和高尚的科學研究。他從研究算學開始……接着從事研習丁先生的地球儀和歐几里得的原理，即歐氏的第一書。然後他學習各種日晷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

由此不單可見一段珍貴的從學情誼及友情，亦可謂中西方相遇的象徵事件。從中亦反映瞿汝夔對取法西方的開放及好學態度。利瑪竇更在著作中，形容瞿汝夔「這個雄心勃勃的貴人是一位歐洲傳教士的學生，歐洲的信仰始終是他所談論的和崇拜的對象。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

而瞿汝夔在初遇利氏時，即已向他求教歐洲科學，誠如他在為利氏《交友論》寫的序言中說：

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孚，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於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於韶，予適過曹溪，又與公遇。於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

正基於瞿汝夔「慧眼識西學」，樊樹志認為就是像他這些「敏感的先進知識人」，把耶穌會士奉為朋友以至老師，更如飢似渴向後者學習，汲取新的精神營養，「從而改變了世界觀和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無論如何評價都不嫌過分。」

明代西學東漸的幕後功臣

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雖為明代帶來西方地圖、天球儀、自嗚鐘、羅盤等新事物以及「前所未聞的新思想」（樊樹志語），但利氏以外國人身份取信於士人圈子其實並不容易，最後要採取本土化的傳教方針，方可成事。在這點上，瞿汝夔居功至偉，蓋精通儒學的他深知天主教要在中國發展，必先符合受儒家傳統薰陶的士大夫的眼光，適應儒家思想，故他向利氏建議放棄和尚打扮改穿儒服，這點對後者的傳教事業助益甚大。

其次，瞿汝夔在宣揚利瑪竇其人其學上實是不遺餘力，而且悉心向士人們講解利氏帶來的西學，如學問淵博的白鹿洞書院山長章潢，初睹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時「不解其義」，卻因瞿太素的解釋而恍然大悟：

前十餘載，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為九瓣……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太素，謂曾游廣南，睹一僧，自稱胡羅巴（歐羅巴）人，最精歷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攜其所制之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繹之，與九瓣圖義稍相似。

引自（明）章潢《圖書編》

章潢上文中所述的「圖」與「儀」，「似為世界地圖與地球儀」（樊樹志語），經瞿太素的說明，才解疑釋惑，由此令更多士人了解西學，從而為新思潮及新文化的輸入奠定良基。利瑪竇後來就回憶指，「瞿太素對神父經常是滔滔不絕地加以讚美，還補充說明他所帶給中國的科學知識以及他是怎樣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的；在他到來之前，他們的眼界一直是封閉的。根據瞿太素的說法，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之受人歡迎，為什麼大家都想見他並願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有了這位宣揚西學的「幕後功臣」，以及利瑪竇亦師亦友、同時彷如明燈般存在的瞿汝夔，可謂當時16世紀明代中國「文化倫理革命」運動的一大推手，促成新思想的傳入，更把西學引入東方世界，促成中西文化的知性交流。

瞿汝夔引介西學事跡的意義在於，據樊樹志的研究，乃是反映晚明之際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的獨特方式──即他們不可能出國考察，只能專注於編譯外來的著作，從而讓西學傳播。而瞿汝夔本人更值一說的，在於其西學卓識──利瑪竇曾批評一些福建籍秀才及肇慶文人，在移譯其著作（《萬國全圖》）一事上的差勁表現，卻稱讚瞿汝夔為將「西方文明的成就引入遠東世界」的「真正開始有用而又謙虛的中介人」。以至瞿汝夔的事功，後來被更為人熟悉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所繼而跟進，造就晚明西學東傳的文化氣象。

原刊於香港中華書局微信公眾號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