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認為人類社會已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隨着機械人及自動化發展，生產力及效率將大為提高，令企業界大受裨益。此等科技發展有三大特點：資本密集（有利於資本雄厚者）、技術密集（有利於高技術者）以及節省勞力（減少非技術及半技工職位數目）。
專家認為這對就業市場產生頗大沖擊，且會使不均現象更加惡化、對提供社會安全網造成更大壓力，為社會與政治層面帶來重大挑戰。
舊科技經濟無以為繼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市場與商界企業均能對科技發展善加利用，化為盈利可觀的業務，反過來又有利於推動發展新科技；商界在競爭中拓展業務，惠及客戶，回報可觀，自然從中獲益。這固然是蘇格蘭經濟學家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學說的智慧結晶，但弊端在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的創造性破壞論（creative destruction）中可見一斑。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舊科技勢遭淘汰，立新不斷，破舊乃屬必然，導致依賴昔日科技生產昔日產品的一群難以維生。單從經濟角度看，為舊一代生產者提供若干保障，固能正視制約破舊之弊，又可避免立新意欲受到削弱。第三個工業年代正正帶來此等挑戰。
首先，當今之世科技飛躍發展，勞動力需求會否持續增長難以逆料，待發展效應全面浮現後，從中產生的新就業機會是否足夠？一旦機會不足，各地社會難免承受就業紊亂與不均惡化的嚴重後果。
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發軔於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第三季終結，整整百多年曾為半熟練工人提供大量待遇優厚的職位，也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推出生產線之時。期間科技發展尚未傾向技術密集，故發揮平均收入的效應，中產階級應運而生。
今日揮之不去的隱憂在於新增職位，尤其是在服務行業方面，也許已無法再為半熟練工人帶來優厚待遇；服膺「M 形社會」之說的論者，就早已預言中產階級勢將日形萎縮。
近30年來，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生產基地，一直遷往新興經濟體，主要為亞洲地區，但假若第三次工業革命繼續蔓延全球，則亞洲的第二次工業年代將於兩個年代之間告終，也就難望21世紀成為亞洲世紀。
「即時需要」型經濟的嶄新挑戰
專門生產蘋果 iPhone 及各種電子消費品的富士康，計劃以機械人取代中國內地大部分現職工人，為數120多萬；不久將來，設於巴加羅爾（Bangalore）及馬尼拉的電話查詢中心，亦將以話音識別軟件取而代之；香港的製造業經濟只存於一個世代便轉變為服務型經濟。
第二，智能軟件一日千里，同樣使舊式服務型經濟面目一新。得力於威力強大的新式電腦設備，各類特約服務應運而生，造就了「即時需要」型經濟；假如優步（Uber）交通網絡服務落戶香港，那麼本地的士司機和公司業務即首當其衝，只能靠當局管制才有所保障。
優步的營運模式不但未必會減低對司機的需求，甚或因交通費下降而提高服務需求，就業機會卻將由新一代特約司機所得，打擊傳統服務行業。也許在十年之內，由谷歌開發的無人駕駛汽車正式面世，職業司機更將飯碗不保。
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西方大部分工人均獲政府或僱主提供失業、退休、醫療，以及職業安全方面的保障，但在「即時需要」型經濟中，此等職業風險將悉數由工人自理，要是即時需要服務以跨國形式出現，就更難望政府或僱主給予保障。
第三次工業年代，跨國企業在境外營運和勞工保障等相應的社會責任問題需由它們承擔履行，此類風險愈見頻繁；本地政府由於須向市民負責，或偏向以立法手段管制外來服務，以致損害本地顧客利益。對於聘用海外特約服務工作者所帶來的經濟、社會風險，也須採取嶄新手法應對。事實上，政府當局對具有靈活經營手法的新式企業往往認識不深，作適度立法管制的誘因亦不大。
第三，新科技經濟中「贏家通吃」的效應，容易引致收入及財富不均現象惡化，縱然未必影響經濟，但難免引起社會及政治疑慮，左翼工運分子和政客自然傾向呼籲實施保護主義措施，以阻煞有關轉變，但在電子化的經濟網絡中，經濟效益只會迅速流向阻力最低之處。
新科技經濟的三大招聘支柱
未來挑戰至少來自兩方面：經濟層面關乎就業市場，社會層面則關乎安全網。究竟在科技掛帥的新型經濟下，新增職位來自何方？又能否提供社會安全網？
教育一類科技發展緩慢的行業，職位增長將較快速增長的行業（如電訊業）更高，因生產力增長較慢的行業須增聘人手，方能達到增長迅速行業的產出水平。誠如教育界，若假以時日，生產力增長緩慢行業的產品需求增長高於收入增長，則職位增長勢必更大。
自孔子以至現今2000多年來，教育界的生產力增長一直微乎其微，教育需求增長高於收入增長；教育界為求滿足持續增長需求，必須增聘教學人手，教育投資當然也有助就業者在新科技型經濟中爭取高薪厚職，可見教育勢必成為未來經濟中的大僱主。
各行業間科技發展程度極為參差，醫療界的科技發展迅速，但在就業機會方面卻不跌反升，原因有二：由於收入增幅顯著，加上可以成功治癒的疾病種類愈多，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也就更大。面對全球人口老化趨勢，醫療勢將成為另一大僱主。
教育對幼童及學童產生最大裨益，並非人人受用。年長工人對學習新技術，無論動機或能力都難免較低，必須另謀辦法，國家福利主義因此成為20世紀的答案。可是各地政府因此先後出現財赤，背負沉重債務，致無法成為今後的答案，即使香港儲備雄厚，無奈公共開支範疇各有所求，政府也難於應付。
再者，環顧各地政府用以滿足社會需求的措施敗績畢露：
第一，政府職務繁多，難以專精於個別範疇。
第二，政府政策講求立竿見影，在民主政制下尤其如此，但社會政策無論在策劃、通過、實施階段都在在需時，短視目光無疑製造障礙重重。
第三，任何社會計劃一旦展開就難望終止，因為牽涉的範疇多不勝數，持份者只求計劃持續，罔顧後果或代價。
第四，滿足社會需求本屬棘手問題，其中各方利益相關者的關係錯綜複雜，以致難以制定明確目標和指標。
三十年前美籍奧地利管理學泰斗德魯克（Peter Drucker）就曾主張借助非牟利機構，把社會問題轉化為可持續發展機遇，以尋求化解之道；此等非牟利機構將各自專注於某一目標，假以時日，一如牟利企業般可通過專門化而累積專業知識，通過抽絲剝繭、化繁為簡，針對性地各自分頭逐一化解各項難題。
此等非牟利機構彼此之間必須存在競爭，資助的方式包括政府等額資助、私人捐款，以及客戶付款；其中政府職能亦不可或缺，在相關規管、監察架構以及等額資助方面至關重要。
近年來，第三界別的非牟利機構發展迅速，勢將成為未來新科技年代的大僱主；教育及醫療亦躋身其中，這些非牟利機構必須如其他牟利企業一般具備高效率與強大競爭力，使工作有焦點，以滿足社會所需為要務。
另一方面，由於第三界別的非牟利機構需依賴牟利企業通過捐款、購買服務，或直接參與籌辦活動等社會責任行動，作為其經濟支援後盾，故牟利企業對於第三界別可謂舉足輕重，必須維持高效率及賺取高額利潤以支援第三界別。
由此可化解第三次工業年代引起的經濟動盪所帶來的社經方面的挑戰。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