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七一遊行」起，標榜自發自主、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漸成香港社會常態。利東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菜園村、遮打花園、葵青貨櫃碼頭、公民廣場、龍和道、西洋菜街等場景，構成了一幅斑斕的抗爭地圖。市民前仆後繼的參與，既顛覆了港人政治冷感的形象，也導致紛陳的社會爭論。當下耳熟能詳的概念，如核心價值、公共空間、集體回憶、本土意識、地產霸權、公民抗命等，亦大抵緣於社運。可以說，這十數年來的香港，已經悄然走進了「社運年代」。
社會運動與庶民經驗
2014年的「雨傘運動」更將這股抗爭浪潮推向高峰。傘運雖然有着劃時代的規模和形態，甚至在國際間標誌了香港的「政治存在」，但曠日持久的佔領除了引發不少社會矛盾，更因政權的積極應對，最終以清場落幕。2016年初爆發的「旺角騷動」，使平日熙來攘往的市區儼如戰場。可是，這場踰越非暴力抗爭框架的試驗，沒有取得民間大多數的諒解，反而迎來了政權瓦解社運的契機。
從「和理非」的集會遊行、漫長的堵路佔領、奉行勇武的騷亂到政權積極的壓制，不過是十數年間的事。香港是如何捲入了抗爭政治的循環？是中港磨合的陣痛，還是有自由、沒民主的宿命？浪接浪的動員對峙，其議題和劇目有何關連？這些不斷轉型、升級的群眾運動，是社會逐步走向激進，還是呈現「一國兩制」下的深層矛盾？
傘運過後，群眾動員難以為繼，政治的爭論卻沒有減退，選舉的投票人數更是不跌反升。我們又如何理解這些矛盾的現象？示威者、學生組織、公民團體、傳媒、政黨、政府、親政府團體在這些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如何左右社運的形態？乘時崛起的抗爭路線如左翼、本土、自決等，如何編寫「一國兩制」的劇本？脫離具體的政治脈絡和時空，空談革命無罪或鎮壓有理，不但無助認清事實，亦只會造成無休止的論述之爭。因此，本書著重梳理香港社運的軌跡，呈現抗爭政治的「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s），探討經歷抗爭洗禮後，香港社會何去何從。
抗爭政治的動態和場域
縱然香港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但社運研究卻一直滯後，亦鮮有走進大眾的視野。首要原因是這些研究受制於特定學術傳統，如早期的結構功能理論以及受前者影響、聚焦政治文化的分析。自劉兆佳提出的「家庭功利主義」開始，無論支持者或反對者，其研究路徑都旨在分析社會結構如何塑造出某種既定的政治參與模式，成為整體的「平衡點」。因此，當社會缺乏或出現大型示威時，論者往往指向香港特定時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或是歸咎香港人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
這樣不但忽略了社會在抗爭政治中如何演變，示威者也常被某幾類定型：意識基進但行動滯後的「積極旁觀者」、精於計算參與成本的「偶爾活動家」，或心懷家國卻服膺普世價值的「自由愛國者」。
後來興起的新制度理論，一度為抗爭政治提供了更完備的解釋。受這種理論影響的研究認為，回歸後接踵而至的社運，是源於沒有與時並進的「自由專制」政體。這套「急凍」自七十、八十年代的政經秩序，既鞏固了前朝遺留下來的官商共謀制度，令政策持續向特權階級傾斜，又孕育了開放而進取的公民社會，要求落實普選以爭取政治平權。然而政改步伐在千禧年過後停滯不前，功能組別穩如磐石，導致殖民地年代行之有效的「壓力團體政治」逐漸失效。於是民主派政黨和傳統社運組織唯有不斷訴諸體制外的街頭動員，為選民發聲。政府的認受性也因而屢屢受創。換言之，新制度主義者認為社運只是表徵，管治危機才是根源。
雖然上述框架勾畫了社運的制度成因，但其缺點是「去抗爭」式的。香港社運的激化，要不是半威權政體的制度使然，就是公民社會動員的餘波。
因此，他們著重分析單一關鍵事件如七一遊行、六四集會等的政治訴求，或是評論社運組織和政治團體的動員機制。不過，這套「去抗爭」的研究框架相對機械化，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抗爭的突發形態、實踐經驗和文化意義。
有見及此，我們借用皮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field）概念，以便更準確描述這些異質多元的實踐經驗，並拿捏從中趨生的價值和邏輯。簡言之，「場域」是生產、競爭和交流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本的生活空間。在抗爭政治的場域，行動者除了競逐這些資本的分配，亦會爭奪定義資本的權力。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抗爭者的個體行為和意志，除了受到該「場域」的政治體制和社會規則約束，還會受實踐的空間、衝突和論述所塑造。雖然抗爭未必能夠改變場域的構成和規則，但可能默默地影響抗爭者（及其他主體）未來的行為、思想傾向，締造往後的抗爭路線。換言之，「場域」視角能讓我們跨越結構和制度的藩籬，回到抗爭者的「庶民經驗」，了解社會運動中不斷變化的論述、議題、實踐及反響。這些場域的不同面向，構成本書的四個部分。
原刊於《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本社獲授權節錄轉載。
書名：《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
作者：鄭煒、袁瑋熙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