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說明：解密檔案：「516通知」原件影印本，影印自美國的大學圖書館。
毛文革發動50周年，北京等地的網絡爭論多。頌毛派與反思派的爭論，涉及「516通知」和6月紅色風暴。
5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下令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份通知（俗稱「516通知」），釋放毛文革全面發動的訊號。
這是正式發動文革的總動員令。文革從黨內清算事件擴大到全社會。黨內的大清算，包括羅瑞卿事件、楊尚昆與中央辦公廳事件、陸定一與中央宣傳部事件、彭真與北京市委事件。
5月底「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定案後，毛指令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發表「61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又指令廣播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後來毛稱它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黨內鬥爭的公開化，衍生「破四舊」和批鬥的暴力行動，形成6月紅色風暴。這是強制型的「群眾運動」雛型。
批二月提綱 責彭真周揚
「516通知」正式文件的名稱是〈通知〉，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汪東興接管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楊尚昆已撤職）下發各部、各省和軍方總政治部（發至縣、團級）；文檔編號為「中發﹝66﹞267號」。
這份267號紅頭機密文件（「中共中央文件」六字套紅，故稱紅頭文件），在一年後的1967年5月才公開發表。文件約長5,000字，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三類：
一、撤銷彭真主持草擬的關於學術討論的二月提綱（1966年2月），重設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化革命小組」（後改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文革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毛妻江青為副組長）；
二、點名批判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主管政法和思想宣傳系統），清算二月提綱的十大錯誤；
三、確定「社會主義革命」（文革）的方向和「指導理論」。所謂二月提綱，是毛、江在上海清算吳晗的〈海瑞罷官〉（吳是明史專家、彭真手下的北京市副市長）、揭開文革序幕之後，彭真、陸定一、周揚等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毛呈交匯報提綱，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界定於「學術討論」範圍。
毛最初同意二月提綱主調，但不久翻臉，稱它「反毛澤東思想」，開闢一條「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竟稱彭真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鬥牛鬼蛇神 黨內走資派
「516通知」的「政治要害」，是確定文革的鬥爭對象：
一是所謂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二是社會上的牛鬼蛇神。
「516通知」聲稱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它更提出必須清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赫修」：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虛假第二線 非大權旁落
北京等地網媒有毛文革50周年的話題，醒悟者徹底否定毛文革，並反思體制弊端、表達對亞文革的憂慮；不少未醒悟者雖承認毛文革的社會浩劫，卻仍未走出「毛神話」，稱發動文革的「本來動機是良好的」；極毛派（毛左）、極左派則仍高舉毛紅旗，肯定毛與文革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
所謂動機良好，是指毛下達「516通知」和發動文革，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和防止現代修正主義，確保社會主義道路和接班群「不變色」。
持「動機良好」說的人，稱毛於1959年退居第二線（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大權旁落，出現資本主義道路和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毛因此而發動文革，把權力奪回到「無產階級司令部」。「516通知」因此確定文革的鬥爭目標，是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毛雖不再兼任國家主席，仍握黨主席、軍委主席實權。國家主席只是「虛君」，劉少奇不因掛國家主席之名提升了權力含金量，仍是居於毛之下的黨副主席，沒有超越毛的實權，更不可能使毛大權旁落。
從官方解密檔案、毛年譜和「內部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入大量決策批語），可發現毛大權在握的「場景」。連美術學院可否續聘裸體模特兒，都由毛批示定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399），重大決策權怎會落到「走資派」手裏？
一人說了算 劉周不知情
「516通知」出台，足以說明「大權旁落」說與政治現實脫節；「動機良好」說遠離常識，不合邏輯。
「516通知」雖有政治局擴大會議（1966年5月4日至26日）討論的「外在形式」，卻無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實質，全是毛一人操控，實為極度集權下家長制一言堂的產物。這就是「一人說了算」，即「一黨領導」體制下的一人聲音、一人決策、一人拍板模式。
1965年冬的政治大清洗和「516通知」的擬草，中共高層幹部未必有事前的知情權。
1964年，毛與妻子江青在上海部署清算《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對彭真和北京市委造成大壓力）。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不知情，政治局委員彭真更無「探聽消息」的機會。
1967年2月，毛接見阿爾巴尼亞高層人物時透露，批《海瑞罷官》由江青在上海策劃，未告知周。他說，文章發表前如給周看，就得給劉和彭真看（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501.htm）。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則「蒙恩」知情。1965年11月25日，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到上海，陳向他「洩密」，並由他轉告了周恩來。《陳丕顯回憶錄》透露，在上海錦江飯店見到周時，他「熱情地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你讓羅總長轉告的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頁29）
據彭真60年代機要秘書張道一的回憶錄，姚的文章發表後，打聽此文的政治背景不得要領：「彭真要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按：現任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之母）找上海的熟人打探，又要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打電話問中宣部。打探的結果，竟然是毫無所得。」（《中共黨史資料》雜誌2003年第2期，頁148）
在批《海瑞罷官》的同一月，楊尚昆被撤中央辦公廳主任貶到廣東，由毛侍衛官汪東興接替，事前知情者不多（《毛澤東傳》頁1397）。
1965年12月，毛突然召開「上海會議」整羅瑞卿。會前，只有周恩來知情，沒有人知道會議的議題。劉少奇問軍委副主席賀龍，為什麼開會？賀答：連你都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文革動員令 家長制產物
「上海會議」後，毛在上海、杭州、長沙等南方城市，部署黨內鬥爭，劉、周等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執行）。
1966年3月、4月，毛在杭州召開所謂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常委並未全部出席，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陳伯達和連中委都不是的江青，卻是活躍人物。會議是「我說你聽」的訓政模式，主題涉及部署「516通知」。
政治局的5月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名義是討論「516通知」，實際並無討論、溝通。因為「516通知」是毛主導擬草並最後修改定稿（加了很多「重話」），與會的康生、陳伯達傳達「聖旨」：不能改動一字。
儘管會上有人提到，有一些句子和標點不妥應改正，卻未被接納。主持會議的劉少奇（毛避開未回北京）百般無奈，說：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131121/18166213_1.html）。
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月3—2013年3月）的官方出版物《中國共產黨歷史》，透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實際的看法。」（第2卷下冊，頁763）
「516通知」編造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至為荒謬。它並非「黨中央的集體決定」，體現的是家長意志。權力運行的神秘化與江青干政，折射毛文革「動機良好」說是扭曲了事實。毛文革的浩劫，暴露了「一黨領導」體制的極權主義弊端。最大的弊端，是社會遠離法治之道，黨大於法、權大於法，家長高於一切，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
（封面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