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全球化與世界秩序的脆弱性

如何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原因很簡單,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或鬥爭。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台以來,整個世界幾乎一直趨於動盪不安的狀態。這個世界似乎就是特朗普一人的舞台,人們每日關切他的推特,因為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無論是實際層面的還是概念層面的,無論是物質意義上的還是心理意義上的。歷史上並不缺「奇特」的政治領袖,無論是被視為是好的,還是被視為是壞的,但從來沒有一個像今天的特朗普那樣對世界造成如此的不確定性。

不過,這並非特朗普的個人能力,而是客觀環境使然。這個客觀環境就是「全球化」。從前,不管政治人物如何「奇特」,其影響力總是局限於一國之內,或者一個區域之內。但全球化可以把一個「奇特」政治領袖的影響力迅速擴展到整個「全球村」。另一方面,特朗普所造成的「全球現象」也幾乎赤裸裸地表明,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或全球村,實際上是多麽的脆弱和不堪一擊。

資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就政體或共同體而言,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幾個階段。

第一、地方性的政體,包括原始部落、城邦、各種類型的地方共同體。在這個階段,各個政體之間可能存在貿易關系,但沒有實質性的關聯。

第二、帝國時期。帝國是鬆散的聯盟,帝國內部的貿易比較頻繁,但帝國往往是「統而不治」或者用暴力手段維持帝國的整合;帝國之間也經常發生戰爭,因為帝國的本質就是無限的擴張。

第三、近代民族國家階段。民族國家是主權國家,各國對內部的一切包括人口、經濟和政治等享有主權,「國家利益」的概念首次被應用於國家間的關系。

第四、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人們也可稱之為「後主權國家」 ,因為儘管名義上各國仍然享受主權,但實際上國家所能享受的主權空間愈來愈少,出現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巨大差異。

在國家的這個演變過程中,資本扮演了主要角色。誠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的本質就是擴張。簡單地說,全球化就是資本擴張的結果。資本和國家有些時候具有共同的利益,有些時候兩者的利益處於衝突之中。早期,資本需要國家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全球化。歷史地看,不管有無國家,資本本身也是會全球化的,國家的支持只影響資本全球化的速度。

而近代主權國家的形成,也需要資本的支持。歷史地看,民族國家是最強大的國家組織形式,黑格爾因此把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稱為「歷史的終結」,即民族國家是最終的國家形式。同樣,沒有資本,民族國家也會形成,但形成的過程就會困難得多,緩慢得多。

民族國家主權力量的消解

當代全球化則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有學者已經作出分析。簡單地說,民族國家的主權力量被兩種力量消解了。在民族國家之上有跨國公司,資本在全球流動形成了跨國公司。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宣稱自己具有完全的經濟主權。全球化對小國家經濟主權的負面影響更大,這些小國家如果不加入全球化,會永遠處於貧窮之中;一旦進入全球化,有可能致富,但更有可能被洗劫一空。更嚴峻的是,資本不會容許任何一個國家流離於全球化之外。一個國家是否進入全球化進程只是時間問題,無法逃避。

在主權經濟下,一個國家如果擁有了一項技術,就會產生就業和稅收,資本、政府和社會大家各有所得。但在後主權經濟體時代,一個國家如果擁有了一項技術,不見得有就業,不見得有稅收,因為資本既可以選擇留在本國,也可以選擇流出國外。可以確定的是,迄今為止,資本全球化都導致各國內部各社會階層之間和各國之間收入差異的擴大。

資本全球化都導致各國內部各社會階層之間和各國之間收入差異的擴大。(亞新社)
資本全球化都導致各國內部各社會階層之間和各國之間收入差異的擴大。(亞新社)

在民族國家之下有非政府組織,或者社會力量。今天的社會力量和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力量已經有天壤之別。傳統社會組織大多是地方性的、局限在國家內部,今天很多非政府組織本身就具有國際性,猶如跨國公司。即使是地方化的社會組織,也和國內的其他組織,或者國外的其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看看曾經為特朗普做顧問的班農所做的事情就知道了。社會組織有能力推動一場全球性的民粹主義運動,這種情況從前並不多見。

全球化儘管造就了「全球村」,但這個「全球村」並不存在一個高於主權國家的政府。這便是問題之所在。之前,人們對諸如聯合國那樣的國際組織抱有厚望,但現在發現這些國際組織往往淪為大國的工具,較小的國家可以參與,但離開了大國,效果發揮不了實質作用。在客觀層面,全球化對各國所造成的影響,如同一個國家內部過於集權,對地方政府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在一國之內,如果太集權,地方政府和社會就很難發展出自己的責任感,大家只看着掌握大權的中央政府,尤其是那些握有實權的領導人。

同樣,在全球化下,各國不能脫離全球化而生存,「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很多國家的生殺大權。但在對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時,各國政府則往往無能為力。即使想對自己的國家負起責任,但多數場合都力不從心。這種「力不從心」的感覺不僅流行於較小的國家,即使是最大的國家,例如美國和中國都可以感覺到。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改變全球化的趨勢。一些強勢政治人物的確可以「逆」全球化的潮流而行,但結果自己也成了「受害者」。

如何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因此,人們可以預計,在未來,反全球化運動不會停止,甚至會愈來愈激烈;但在客觀層面,這樣的運動不會有實質作用。原因很簡單,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或鬥爭。

在馬克思時代,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時也有很多人真的相信能夠這樣做。但最終,一旦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民族主義戰勝了國際主義。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最終原因。今天要再塑造這樣一場社會運動已經是更加困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背後的支持力量,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社會,更是落後國家的政府。而今天,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有任何意願來支持這樣一場運動。

也有學者如法國經濟學家、《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Thomas Piketty)空想着讓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但這種設想沒有可能性,歷史上也從來沒有成功過。道理也很簡單,各國政府之間爭吵不休的時候,資本早已經聯合起來了。在西方尤其如此,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下,對外的民族主義(無論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和對內的民粹主義已經成為西方的主流。沒有多少人會相信,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影響下的政府,可以實現「聯合起來」的目標。

社會均衡發展靠什麽制衡?

一國之內的情況也差不多。任何一個社會的均衡發展就要求在資本、政府和社會三者之間形成制衡。經驗地看,在這三者中間,資本是最具有變化動力的,往往是因為資本方面的發展打破現有的均衡狀態。為了達到再均衡,往往是政府和社會聯合起來,對資本構成有效的壓力,從而實現再均衡。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就是這樣產生的。從原始資本主義社會到福利社會的轉型並非資本的轉型,而是西方社會和政治改革的產物,即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而社會主義運動簡單說來,就是政府和社會力量的聯合對資本施加壓力所致。

當然,就政府和社會關係來說,也有一些國家選擇了消滅資本的激進社會主義運動,包括蘇聯、東歐國家和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儘管這些國家在最初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在消滅資本之後並沒有實現可持續發展,蘇聯和東歐國家沒有能力和資本主義的西方競爭,結果敗下陣來。也可以預見,儘管一些政治人物或社會仍然抱有理想,實現一個「無資本」的社會,或者一個資本完全由國家掌控的社會,但現實可能性愈來愈小。原因在於,在全球化下,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封閉起來;如果動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來自我封閉,最終的結局也是失敗。

由此看來,如果要實現資本、政治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再均衡,人們很難把過高的期望寄托在國際層面。因為各國無能應對全球化(國際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國際體系已經變得脆弱不堪。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大國,內部解決不了問題,就把問題外部化。儘管大多數人並不認為今天美國舉國上下的「譴責中國」(blame China)風氣,會幫助美國解決任何內部問題,但無論對政府還是社會來說,「譴責中國」是最容易的。也可以預見,如果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和深化,現存的世界體系會繼續弱化,甚至解體。

如同歷史上所發生的,要解決問題,人們的眼光可能仍然必須落到一國的內部。今天的資本可以到處流動,這增加了政府和社會控制資本的難度,但這並不意味着不可能,因為不管怎樣,資本不管流到哪裏,仍然具有「地理性」,仍然需要落腳點。存在於互聯網空間的資本也是如此。儘管互聯網沒有主權性質,但互聯網的使用者是有主權性的。

也就是說,各國政治人物不應當簡單地「外部化」內部問題,而是着力從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實,過去的福利國家也是這麽走過來的。一戰、二戰都是各國「外部化」內部矛盾的結果,不僅導致了災難,更沒有解決內部的任何問題。而福利社會則是內部發展的結果。簡單地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了,但西方的內部社會主義運動則成功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不應當忽視今天美國民主黨向左轉的趨向。這次中期選舉之後,美國民主黨大有一股類似歐洲當年社會主義運動的趨勢。作為典型資本主義的美國成功「逃避」了歐洲發始的社會主義運動,但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正為社會主義運動創造新的條件。不管這場運動的未來如何,這場運動的趨向是從內部尋找解決方法,值得人們的重視。

不管怎樣,持續數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僅使得今天的國際秩序變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國內部的政治秩序基礎也動搖起來。如果人們無法應付全球化所造成的這些挑戰,無法從內部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就沒有很好的理由對未來的命運抱樂觀態度。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