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的誕生，令香港的大學產業如虎添翼，大大提高了香港教育出口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可望爭取到更多境外學生來港。香港教育產業已按自己的腳步和形式茁壯發展了。
恒生管理學院終於獲准升格為大學，成為香港第二間私立大學，亦為香港第11間大學。恒大面世，社會各界均樂見其成，並期望有更多大學在香港誕生。
以往較長時期，香港一直只有三間大學，即港大、中大、科大。直到1994年，理大、城大、浸大才同時升格，大學數量倍增至六間。公大、嶺大，也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回歸前後升格。樹仁大學則於2007年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2016年教育大學也終於成功升格。現在恒大的出現，不單標誌着香港的大學數目再添一間，亦意味着自從2015年教育局頒布《成為私立大學的路線圖》後，可以預期之後將有愈來愈多的院校升格。事實上，珠海學院便可能於未來一兩年內獲准成為大學，另外明愛專上書院、東華學院等亦有望在未來數年申請升格。
大學日趨重要 愈多愈好
於今知識型經濟新時代，大學教育的重要性無疑愈趨明顯，甚至是一個地方能否持續發展及升級發展的指標。尤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峻，要維持及提高一個經濟體的生產力，輸入更多年輕（勞動）人口固然是方法之一，然而除了量的方面，從質入手增加人均生產力亦為另一法門。大學正是一個人才培育搖籃，今時今日已難想像會有大城市居然沒有大學。追本溯源，香港得以從山寨廠為主的製造業中心，轉型升級至現在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大學肯定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是突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鑰匙。若要經濟再上層樓，進一步朝高新科技方向邁進，大學實等同於全社會的投資部及研發部，沒有這台引擎的話，發展難免不進則退。
宏觀如此，微觀亦然，大學對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也帶來了截然不同的路向。試問，若兩個年輕人前來求職，一人有學位、一人無學位，誰會更易獲得僱主青睞？許多時，大學學位不單是應聘入場券，收入也往往較一般為高。港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7年教育程度達專上教育的男女月入中位數分別為33000港幣和25000港幣，遠遠高於整體的19000港幣和13000港幣，充分突顯大學教育對個人收入的提振效果。此外，大學生的個人學識、視野，以至明辨是非、解決問題等能力，也肯定比一般人為佳，凡此種種都有助提高社會的人文素養。所以，各界豈不樂見更多的大學，以及培育出更多的大學生？
教育貿易化 「出入口」金額大
如果說，貿易全球化有益於世，近年「教育貿易化」也蔚然成風。何謂教育貿易化？可以從教育出口和教育入口兩方面理解。
先談教育出口。一般的貿易出口，乃指將本地製造的商品外銷，從而賺取外匯；教育作為一個服務性產業，吸引海外學生報讀本地課程，即是以本地產出換來外彙收入，道理如出一轍。
美國、英國、澳洲等地，一直均為教育出口的重要輸出國。以澳洲為例，教育出口便為繼鐵、煤之後的第三大出口，2016年的數字還創出紀錄新高，為該國帶來218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按年增幅高達17%──相關數字尚未計及其他衍生性收益，包括教育諮詢服務等。事實上，除學費外，留學生在當地的一切衣食住行消費，亦會帶來不可輕視的內部需求。
作為全球第二大留學生目的地的英國，雖然執政保守黨將每年淨入境人口上限訂於10萬人，業界要求放寬海外學生准入的呼聲卻高漲。畢竟有研究指，連同所有消費計算，2015/16年度留學生共為英國賺取逾220億英鎊的淨收入，其中學費收入和非學費收入各佔一半，就連親人探訪亦牽涉6億英鎊。以來源地分類，歐盟學生佔約50億英鎊，非歐盟學生則佔高達175億英鎊，而後者人均涉及95000英鎊，亦較前者高近50%。
至於貴為全球留學生首選地的美國，去年吸納了多達110萬名海外學生，高佔全球留學生的四分之一，比緊隨其後的英國多出一倍多，其所收獲的出口利潤自然水漲船高；以人數來看，更較十年前翻了一番，留學生佔美國所有學生的比率亦從3%左右升至逾5%。
除了以上三個著名教育出口國，以個別大學來看，竟然有間大學2018年的海外生比率高佔83.8%──這就是位於阿聯酋的沙迦美國大學。其餘躋身十大的，海外生比率均高逾50%，相關大學分別位於英國（4間）、愛爾蘭、盧森堡、瑞士、荷蘭等地。可見，教育出口已非個別國家的專利，而是成為各國各大學的一大目標。例如，土耳其今年便宣布計劃吸引35萬海外學生，目標是較現時翻兩番。
讀者可能會疑惑，上述阿聯酋的那所大學，為何名字裏包括美國？的確，跟貿易一樣，有出口自然有入口；與教育出口相對的「教育入口」，也是一門發展迅猛的新興生意。何謂教育入口？正是輸入其他地方的教育服務，從而滿足本地的教育需要。
近年，許多名牌大學都紛紛到海外開設分校。有調查指，國際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IBC）數目從2011年的不足200間，大幅升至2017年的超過300間。其中，中國成為國際分校的最大入口地，佔超過40家，排名第二的阿聯酋同樣有逾40家，五強中的另外三強分別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卡塔爾；可以看到，教育入口地都以亞洲區為主。值得一提的是，相關IBC還會匯集為教育城，杜拜的國際教育城便涉及多達11個國家共27家IBC。另外馬來西亞和卡塔爾亦有類似安排，好讓學生體驗更多不同的教育經歷，而在圖書館、校舍、以至泳池等教育設施共享的前提下，建築及經營成本亦可大大降低。
不難想像，在境外成立最多IBC的，也是美、英、法、澳等教育大國（俄羅斯則主要在前蘇聯及前共產地區開設分校）。
為何要入口他國教育機構？當然是為了滿足本地需要，以及提高本地的教育水准。與其讓本地學生離鄉背井、長途跋涉負笈海外，不如把高質素的教育服務引進來，更符合本地人的根本利益。更何況，肥水不流別人田之一，乃衣食住行等內需消費也可留下來；第二則更重要，因為培育出來的人才同樣更易留在本地，故而更有助支撐本地經濟社會的持續及升級發展。
確然，教育所重絕對不應是短視的「搵快錢」，透過教育服務來賺錢，而是長期地為經濟社會提供優質人才，由人才們幫整個地方創造財富。所以，對於負笈海外的留學生，當地政府既要致力挽留下來，其老家亦要爭取他們回流海歸；教育入口之所以興起，正是各地意識到後者重要性，因此都不惜提供土地以至優惠政策，以爭取海外著名學府移師本地培育人才──甚而藉此吸引境外人才前來就學工作。
香港教育業有商機
再說回香港。一方面，恒大的誕生，令香港的大學產業如虎添翼，大大提高了香港教育出口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可望爭取到更多境外學生來港。其實，早於曾蔭權政府時期，教育便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被視為可循政策手段來促進引導發展的產業。然而，隨着學位供不應求的問題加劇，尤其內地生來港就學人數大增以至本土保護主義情緒日漲，就連審計署亦曾批評內地生佔海外生比例高達76%，突顯收生國際化不足，故梁振英政府已基本不作此調，直至林鄭月娥上任特首也沒再提出教育出口政策。
唯問題是，過分的教育服務貿易保護主義，即使有利確保本地生的教育資源不被分薄，但對於香港長遠發展而言，又是否全然有利無弊呢？重點其實在於趨利避害。循供應入手，透過增加大學供應來滿足更多需求，繼而為香港培育出更多人才，肯定比斬腳趾避沙蟲為佳；由恒大的升格，到開辦更多學位課程等，均是題中應有之義。事實上，由香港自己一手一腳培育人才，特別是盡早吸納年輕人口，使他們盡早適應本地文化，無疑是提高本港人才「質」與「量」的上上之策。
另方面，本港也有入口教育，遠至耀中、近至哈羅，還有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香港分校（來自美國）、美國上愛荷華大學香港分校（來自美國）、曼徹斯特商學院亞洲國際中心（來自英國）等，都大受家長和學生們的追捧，想方設法將子女保送到這些國際學校──不管學費多麼昂貴。人們以腳步及金錢投票，正正反映了入口教育的市場價值，充分體現了教育產業的自由貿易好處，大家均望子成龍，繼而為香港作出積極貢獻。
其實，就在香港入口其他地方教育的同時，內地許多省市也入口了香港教育。在恒大宣布升格的同一天，香港的科大亦宣布應廣州市政府邀請於南沙籌辦分校。聯同之前已有的中大深圳分校校區、浸大的北京分校及於珠海的聯合國際書院等，香港教育產業已按自己的腳步和形式茁壯發展了。不難預期，香港愈來愈多學府將會北上發展。
推動經濟升級 令學位升值
當前流行一個「學位貶值」說法──難道大學及學位數量的增多，不會加劇所謂貶值之窘嗎？然則，恒大的升格究竟孰利孰弊？
如前所述，大學教育對人才培育及個人發展，都必然是利多於弊，單看職業收入的增長已充分證明──有學位者絕對是「升值了」而非「貶值了」。事實上，就似古時只消識字便能當官，識字者固然奇貨可居，唯當教育普及後，就連一些基層工種都要求大學畢業，於是才有了所謂貶值的看法；那麼，兩相比較之下，到底社會是因此進步了，抑或是退步了？到底個人發展是好了還是壞了？答案不言而喻。反過來，難道要讓識字者繼續奇貨可居，我們居然倒行逆施，不單限制大學及學位的增加，甚而要限制識字者的增加嗎？只要明白箇中荒謬，就不難明白所謂學位貶值的荒謬！大學教育實不應該「飢餓營銷」！
學位貶值確然存在，但重點不在人才供應多了，而是高增值的工種需求未能跟上，是故出現大學生起薪點下降的現象。那麼如何糾正問題？方法肯定是推動經濟的升級發展。如何推動升級？大學教育肯定是箇中最大引擎！否則，當大學及學位供應減少，高增值工種自然同步減少，以致陷入一個學位少了、職位少了、學位貶值的惡性循環……唯有學位增加、職位增多、學位才有升值的可能。正如前述，大學本來就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鑰匙！
說到底，大學得以健康發展，實等於整體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這就是思考大學發展之道的根本方向。
原刊於《東方財經雜誌》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