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以後就沒有在香港過年，印象模糊了。記得的，只有小時候完利是，到便利店換散紙抽「閃卡」；也記得大年初一，茶餐廳價錢倍升，街上不少商店關門大吉。如今人在海外，這個節日對我的意義，只是不用為香港傳媒寫稿。
在美國過農曆新年
今年比較特別。事緣本欄作者徐家健教授發現，我們在美國任教的兩家大學相距不遠，只是四小時的車程。他於是趁着不用寫稿的周末，在藍天白雲的寒冷天氣下，從南卡萊勒州的克林信（Clemson）駕車到維珍尼亞州的黑堡（Blacksburg），逗留了兩晚。我們為下一次的 GoodTalk 做準備，也合力完成了好一些研究工作，在電腦螢光幕前迎接猴年來臨。
晚上，吃喝都好，上等的餐廳價錢是香港的一半。我喝完第二杯啤酒，模糊之間意識到情景的有趣：兩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講着粗中帶幼的純正廣東話，在美國一個小城鎮的一個小角落，大談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你說有趣不有趣？
假如我在香港
我在想，在另一個「平行時空」，我們兩人的際遇不同，長期在香港學術界工作，兩人坐在吵一點迫一點的香港餐廳裏面，我們會談論些什麼？人在香港，是否就免於「離地」，還是身處其中問題更難看得清？我們寫的專欄文章內容會有什麼不同？提出的觀點、作出的分析，會不會有較多保留？我們會經常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嗎？甚至，在真真假假的政治壓力下，我們可還願意在學術圈以外寫東西？
酒醒，已是猴年。年初一，美國大學上課如常，在寒風中跟朋友暫別。他駕車南下，我回到辦公室，打開電腦，在社交網頁上見到「開槍」兩個字，再看完好幾個現場的錄像片段。對於事件的過程起因，我不知道不清楚的仍然很多，但我相信這是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香港從此不一樣。
思緒混亂，已到教書的時候，茫茫然走到教室面對一小班研究生，當中大部分是聰明而認真的內地年輕人，我匆匆說了一句「新年快樂」，就跟大家躲藏到方程式的世界去了。
猴年第一日，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十個字，在腦海縈繞不去。我也聯想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人都在局限下極大化，政府高官、政客、社運人士也不例外。
香港愈來愈亂，誰的得益最多？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