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系淵源與香港危機

近期有關法系淵源的經濟學研究發現，不同的法制傳統，其規管社會經濟問題的作風大有不同。現今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法制傳統，只源自數個國家，主要由於曾受來源國佔領、統治，或作為其殖民地而建立，其中亦有少數是自行效法，採納別國制度而成。

調查發現，150個國家當中，採納普通法制度的國家為數42個，採用民法制度的國家達108個；後者屬法國傳統分支者計有84個，屬德國傳統分支者計有19個，屬北歐傳統分支者為數5個，中國、日本、南韓則自願採用德國法制傳統。

法制基建例如法典、法律原則及意識形態在移植至某個國家或地方時，在法律與規條這兩方面每多演變和有所修訂，以配合當地情況，因此國與國之間的法規不會完全一樣，但基本法律建制，大致上會保留，而不同法制傳統在解決社經問題上的不同作風，亦仍會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系淵源影響深遠，即使前宗主國已經撤離而殖民地已獨立，仍然歷久不衰，無論民主或專制政體，法系淵源的影響同樣既深且遠，而不論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文化如何南轅北轍，影響層面亦深入經濟和社會各範疇。

聚焦法系淵源，既有助我們了解近30年來香港回歸，從英國殖民管治過渡至一國兩制的過程中所遇的困局，並且有望重新規劃香港的未來發展，參與推動國家「一帶一路」的海外發展策略。

在詳細鋪陳有關論說之前，先來探討法糸淵源所塑造出的經濟效果與社會行為。

普通法下金融體制效率較高

首先，普通法國家在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方面，比民法制度國家深入完備，皆因其金融體制效率較高；而在民法制度下，股東和債權人保障程度及債項追討效率均較低，而銀行較多由政府擁有。

相較於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國家，在推行法國法制的國家，針對企業內幕交易而實施的反自我交易規例為數較少，而對招股說明書中披露有關事項的要求也較低。在實行民法制度的國家，破產法對債權人權益保障較低，以致經由法庭追討債項同樣低效率，經由民法法院索償未能兌現支票和欠交房租的過程，漫長而艱辛。

在實行民法制度的國家，政府對銀行的擁有權顯著較高，借貸利率差別較大；相比之下，普通法國家因市場集中度較低、銀行業競爭較大，借貸息率的差距往往較窄。

在普通法國家，股市資本化對 GDP 比例往往較高、人均企業數目較大、市場集中程度較低，而控制權溢價（買家為求取得控制性持股量所須支付超出市價的價格）同樣較低。至於債券市場方面，私人信貸對 GDP 比例往往較高、追討債項效率較高，而借貸息率的差距亦較低。這些都與民法制度國家迥然而異。

普通法規例較多但創業較易

其次，法系淵源的影響範圍，亦包括在金融領域以外的各種商業和非商業活動相關的政府規例以至擁有權。普通法國家與實行法國法制的國家相比，不但具備較多創業和勞工的規例，政府對傳媒的擁有權亦偏高，徵兵制也相對普遍。

在民法制度的國家，創業所需步驟繁多，造成貪污舞弊變本加厲，「非官方經濟」從業者漸漸增加。政府制定的勞工規例愈多，往往降低勞動參與率而提升失業率，而以年輕人的失業率升幅尤為顯著。

普通法重司法獨立

第三，法系淵源對司法和政府制度影響重大，民法制度國家帶有較濃的法律形式主義色彩，司法獨立程度較低，這由法官任期較短，以及上訴審理法院裁決的憲制認受程度偏低可見一斑。

司法制度對於確保合約履行效率和產權保障，可謂至關重要，不同司法制度所產生的後果分別極大。舉例來說，民法制度國家基於法律形式主義，處理驅逐欠租租戶或處理未能兌現支票情況費時失事；司法獨立則可顯著改善履行合約和保障產權的水平。

第四，對於上述各種金融、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即使社會文化各異、政制安排（或權力架構）各有不同，法系淵源卻都能產生重大而持久的影響。

民法重治安普通法防政府濫權

哪管專制抑或民主政制，也無改這一現象。在左翼政治運動和強大工會大行其道，以至資本主義（尤其是金融資本主義）據說也被「馴服」的社會，有關效應依然昭著。至於民主社會採取選舉比例代表制形成政治分歧，小眾利益集團堅拒讓步導致僵局頻仍（民法傳統當道的歐洲大陸即屬一例），據有關研究結果，法系淵源仍繼續發揮效應，不但左右不同權力安排的政治影響力，更有蓋過政治影響之勢。

法系淵源效應所以具有獨立自決的特質，主因（並非唯一原因）在於經由法規產生，對多種不同社經範疇造成極大影響。法規上的差異，導致經濟成效和社會行為呈現重大差別，得以持續數十年以至數世紀，皆因法制移植牽涉的不僅是法律條文（其中不少亦隨時代變遷修訂），還包括法律制度（核心為司法獨立）、法制中人的人力資本，加上法律處理嶄新問題時的策略和風格，世世代代法官、律師及從政者均學習此廣義概念的運用。

另一方面，兩大法制傳統的差異，實源於要同時解決治安不靖或市場失效，又要防止獨裁或政府濫權，須權衡輕重，作出取捨。

政府若在處理治安問題上表現專橫，恐怕難免濫權。在解決社經問題方面，民法傳統可視為側重於治安不靖而非獨裁的制度；比較之下，普通法傳統則側重針對獨裁而非治安不靖。兩大法制傳統，可視為一種調節經濟生活，以及部分社會、政治生活的控制手段。

兩大法制雖同樣在避免治安不靖和公職濫權兩方面取得平衡，但卻步上相異之途。普通法解決問題的重點在扶掖市場和化解紛爭，而民法則以限制市場甚或代之以政府指令為出路。因此，在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國家及地區，自由與繁榮的發展步伐特別快速。

普通法傳統政治議題先行

1979年中國對外開放，適逢經濟全球化之勢蔓延世界各地。香港經濟起飛，隨後經歷戰後蕭條，再有逐漸湧現的人口老化問題，程度之嚴重，也許僅次於日本而已。同期席捲香港的巨大社經衝擊，實屬史無前例，亦從此播下社會紛亂的種子。

隨着製造業大舉擴張，北移不返，香港經濟冒現繁榮機遇，物業價格不斷飆升，身家數百萬的港人數目大增。然而，「樓富」趨勢不無隱憂，因佔另一半人口的「無殼蝸牛」難免愈見瞠乎其後，亞洲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其形勢更見不利。

跨境婚姻日趨普遍，由此結合的怨偶離婚率飆升，尤以低收入家庭所受影響至為嚴重。現在於單親家庭成長的兒童比例已高達五分之一，香港離婚率之高，已躋身全球十大。

本地社經問題絕大部分可歸咎於外在因素。面對瞬息萬變的機遇和挑戰，香港一直對外來衝擊作出適應和調整，雖向來對市場反應靈敏，無奈行政上反應遲緩，整體表現參差。鑑於衝擊急劇，來勢洶洶，回應部署未免有欠妥善。

施政策略上一大失誤，乃在於未能及時回應社經不均問題（尤其是房屋和財富不均）。事後回顧，政治議題先行而忽略社經問題，實為最大政治失誤。話說回來，這可是普通法的傳統特色。

普通法忌憚濫權尤甚於社會紛亂，以致在從政者推波助瀾下，仍處新生階段的「一國兩制」未經成熟就已受壓力測試。不過，這雖屬政策失誤，但歸根究柢，實屬普通法的本質使然。不幸的是，本地民運分子極力避免北京插手干預和操控香港事務，寧願採取隔絕北京政治影響的方式，不惜與北京政府正面交鋒，以為可以爭取平穩，卻反令香港更不平穩，亦陷入哲學家 Hegel 所謂「歷史變化深不可測」（cunning of history）。香港真的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