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秉常日記是近代中國史料寶庫

編按：傅秉常（1896-1965）是香港大學首位一級榮譽工學士，因緣際會，成為近現代中國的政治家、外交官，是中華民國駐莫斯科的最後一任大使，任內代表國民政府簽署《四國宣言》，蜚聲國際，為近現代中國外交作出巨大貢獻。儘管傅秉常與香港關係密切，卻鮮有史學家為此作出深入研究，《傅秉常傳：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作者黃振威冀填補此一缺口，以全這位民國外交家的完整歷史。本社將分三次刊登《傅》書作者自序，此為第二篇。

有關傅秉常的研究算不上很多。羅香林（1906-1978）的《傅秉常與近代中國》是有關傅秉常最早的傳記。作者編撰該書時，研究條件受到很大局限，《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當時尚未出版，而且許多資料仍未對外開放。作者僅能利用傅秉常家屬提供之史料如1949年日記（此日記上起1949年3月17日，下迄10月12日）（註3）及其他存放在香港柏道8號傅宅的文件，參以若干家族成員的口述材料，輔以其他相關資料而成《傅秉常與近代中國》一書。該書是傅秉常研究的創始之作，保存了許多原始資料，可惜錯訛之處甚多，如誤將傅秉常岳父何啟（1859-1914）卒年作1917年、傅秉常髮妻何燕芳（1898-1963）的卒年作1964年。部分相片的解說也有明顯錯誤。(註4) 然而該書最大的問題是內容單薄，許多有關傅秉常的重要課題尚未觸及。羅香林以撰寫墓誌銘的態度寫《傅秉常與近代中國》，有過分美化之嫌，頗予人「辭出溢其真」之感。而且因為作者之政治傾向，敘事未夠真正客觀，某些方面刻意略而不談，未能真實反映傅秉常複雜而多姿多采的一生。其他學者如尤淑君（註5）等亦有文章研究傅秉常，主要着眼點為傅秉常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可是迄今為止，他們僅可看到和引用1943至1946年已公開之日記（註6），以及《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等。在資料局限的情況下，實難作通盤考察，所列史實難免有誤。論者亦甚少談到傅秉常與香港的種種關係，而這一部分卻是傅秉常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書嘗試根據各種原始資料，填補這一缺門。

傅秉常與香港是研究重點

傅秉常一向有寫日記的習慣，惟不清楚始自何時。1959至1960年期間，他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計劃訪問，曾提到在1922年時有香港富商願意出錢資助孫中山，傅秉常說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事，但實際數目記不清楚，需翻查日記才可肯定，不巧日記留在巴黎。（註7）可見他在1922年時已有寫日記。現存最早的《傅秉常日記》是1932年，始於1月1日，用英文撰寫，尚有待整理，本書首次披露其內容。中間有若干年日記未見，或已散佚。最後一本日記是1965年，最後一日的紀事是1965年7月14日，即傅秉常逝世前15日。（註8）粗略估計，現存《傅秉常日記》逾120萬字。傅秉常寫日記的態度相當認真，字體相當清晰，難辨之字甚少，且紀事持之有恆，相當詳盡，有時一天記載逾2000字。（註9）《傅秉常日記》且時有收錄信函和電報等之全文，保留了許多珍貴史料。從日記行文用字所見，傅秉常的中、英文造詣均佳，文筆清雅，用字講究，紀事精確。他主要用中文撰寫日記，其語言夾雜文言文、白話文及粵語。廣東人、香港人讀之，分外有親切感。要充分理解《傅秉常日記》的內容，懂廣東話是有優勢的。另外有幾本日記是以英文撰寫的。傅秉常的日記行文有一特色︰「似」字出現頻率極高。（註10）一方面傅秉常長期受儒家經典薰陶，喜歡以中庸之道來看問題，另一方面亦應與他長期研讀政治、法律書籍有關。傅秉常交遊廣闊，政圈朋友眾多，故《傅秉常日記》記載了許多政海秘辛，讀者可以從中窺見國民政府一眾高端人物鮮為人知的一面。可以肯定的是，《傅秉常日記》是一座重要的史料寶庫，相信全面公開後定能引起廣泛討論和關注。（註11）《傅秉常日記》的英文譯文會在不久的將來上載至永久網址，歡迎各位讀者日後前往瀏覽。

作者相信，傅秉常（左）生前早已意識到，日後會有人以他作為研究對象。他是刻意為後人留下如此豐瞻的記載。左為傅秉常，右為孫中山長子孫科。

刻意留下資料或供後人研究

通讀這20多年的日記，筆者有一個印象，即傅秉常生前早已意識到，日後會有人以他作為研究對象。他是刻意為後人留下如此豐瞻的記載。故一方面在重要的情節處，着墨尤多，但在一些關鍵時刻，卻不留任何痕跡。當然，前者比後者為多。（註12）日記作為研究材料，其重要性自是無庸置疑。就中國的各種日記而論，可以概括分為以下類型。一，事務日記。是為了記錄每日行程、政務、所見所聞等而寫，甚少或完全沒有觸及私事，完成之後便付梓，全然是公開性質。載振（1876-1947）的《英軺日記》便屬這一類。（註13）二，讀書兼事務日記。主要記載讀書內容、詩酒唱和，對書本內容的批判和反思，同時也觸及私事和時事。鄭孝胥（1860-1938）的《鄭孝胥日記》屬這一類。（註14）三，個人日記。是個人的私記錄，記自己的生活、所思所想、人物之臧否、經歷和工作等。《傅秉常日記》正屬這一類。在個人日記當中，因涉及許多隱私，故作者理應假設自己是唯一的讀者。傅秉常在日記中談到自己對寫日記的看法及方法。他謂「桂裕教授來談，言彼因我所言伍老博士所主張寫日記。彼決定今年起寫。年雖六十，開始尚不為遲。我甚贊同，並告以我所用體裁，示以我所寫每日記事外，對於時事之記載及批評」，「彼甚感興趣。我又告以讀書所紀錄」。（註15）傅秉常寫日記或受伍廷芳（1842-1922）的啟發。傅秉常亦曾說過，自己欠下伍廷芳一筆感情債。原來伍廷芳留下自己的《觀渡廬日記》六十冊給傅秉常，以備傅秉常日後為他作傳之用。可惜這些日記留在上海觀渡廬，而觀渡廬最後又被日軍燬滅，化為灰燼，令傅秉常畢生留下無可彌補的遺憾。（註16）

由是觀之，《傅秉常日記》不就是撰寫傅秉常傳記的最佳材料嗎？

中國人重視歷史，尤其常常談到百年之後的評價。傅秉常是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知識份子，不會對此一無所知。1945年初，他說自己連日閱讀鄭毓秀（1891-1959）的自傳，稱鄭毓秀「彼人確有精神，惟未免過於自誇。古人對人，主隱惡而揚善，今人則自己為之，似於古禮教不符」。（註17）可見他甚重視評價這回事。然而，傅秉常一生感情生活多姿多采，對這方面亦甚坦白，所以在日記裏偶爾夾雜一些較突兀的描述。（註18）不過這都是小枝小節，無損日記的重要價值。

胡適（1891-1962）曾勸傅秉常寫回憶錄，他謂「我仍以為不能寫」。（註19）不過最後還是留下了回憶錄──他是接受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計劃訪問之第一人。（註20）觀《傅秉常日記》，可以知道傅秉常是一心思極度細密之人，每做一事，定必從多方面考慮。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傅秉常生前特意留下這些記載，以為我們日後研究之資。

註3 《傅秉常與近代中國》，第133頁。

註4 《傅秉常與近代中國》，第30、145頁。如第187頁傅秉常、孫科和何東（Sir Robert Ho Tung，1862-1956）之合照，羅香林稱該相片拍於1926年省港大罷工後。筆者曾細閱該相片多次，相中傅秉常與孫科均稍有發福，何東亦略顯蒼老，故一直懷疑這幀相片的真實年份。直至看到1937年第5卷第3期《前途》圖片部分，才知道該相片是1937年拍下的。

註5 如尤淑君︰〈傅秉常日記裏的民國外交〉《中華讀書報》（2017年9月20日9版）在描述傅秉常個人背景時，錯誤甚多。又說傅秉常在1957年5月始往台灣。事實上他在1957年4月或之前已在台灣。這個錯誤可能沿襲自《傅秉常與近代中國》，第140頁。有關其抵台時間，詳參《稿本日記》，1957年4月21日。石源華亦謂傅秉常在1957年5月去台灣。詳見石源華︰〈傅秉常︰執掌蔣介石私章的外交部次長〉，《世界知識》，2008年第12期，第58-59頁。該文基本上只參考了《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一書。

註6 1943 至1946 年的日記已整理出版。詳見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二年（194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三年（194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年）、《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四年（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五年（194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 年）。以下稱已整理的為《傅秉常日記》（《日記》），未整理出版的為《稿本傅秉常日記》（《稿本日記》）。《稿本日記》標點為筆者所加。為統一格式起見，《日記》和《稿本日記》引文只列出年、月、日。另傅錡華博士告知《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六年（194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年）剛在本年3 月出版。

註7 《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第31頁。

註8 《稿本日記》，1965 年7 月14日。

註9 如《日記》，1945 年12 月30日。

註10 如《日記》，1943 年5 月9日及20日等。

註11《傅秉常日記》現在亦有簡體版。詳見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1943-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

註12 後者如《稿本日記》，1965年12月4日至10 日。在這七天中的其中三天，傅秉常在美國曾與孫科見面，但沒留下任何日記。兩人見面之情況，可參《稿本日記》，1964年12月17日及1965年2月4日。

註13 載振︰《英軺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山版社，2002 年）。

註14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註15 《稿本日記》，1962 年1 月12 日。

註16 《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第27頁。

註17 《日記》，1945 年1 月14 日。

註18 如《日記》，1943 年2 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