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歷史性會見在新加坡舉行，能戰勝一眾強勁對手取得主辦權，是新加坡國際影響力提升的明證。而能在短期裏將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不出差錯又盡量不擾民，則彰顯了這個國家一直以來引以為豪的執行力。
而無論會談成果如何，特金兩人會否不歡而散，新加坡都是此次會談的大贏家。從1994年的汪辜會談到2015年習馬會，再到2018年的特金會，新加坡作為東道主見證了一系列歷史性時刻。如果說前兩個會談的影響力還主要限於東亞的話，特金會則是全球關注的國際頂級盛會，能被美國和北韓同時相中，說明新加坡的影響力正在衝出亞洲走向世界。而考慮到新加坡是一個面積只有廣州的十分之一，人口只有560萬的彈丸之地，這一成就就讓人尤為印象深刻。
新加坡只忠於自己
特金會能在新加坡舉行，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和北韓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館，而這樣的國家在世界上並不多。目前，北韓和世界上160多個國家有外交關係，但設立的駐外使領館只有40多個，這是因為北韓多年來面臨國際制裁，經費有限，開辦使領館不僅是一項外交功能，還是創收的需要。
2016年叛逃的北韓駐英國公使太永浩，就曾經披露了自己作為駐外使節的窘迫生活。韓國《東亞日報》也曾經報導稱，北韓將一些駐外使館出租來牟利，北韓駐華沙大使館裏落戶了40多家北韓企業和團體來開展活動，駐保加利亞大使館則將大使官邸租給當地企業用作結婚禮堂，拍攝雜誌照片，開派對，K歌演唱會，放煙花等活動，北韓駐印度大使館地下室裏甚至開設了肉舖。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亞太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對北韓很有吸引力。早在1967年5月，北韓和新加坡之間就建立了貿易辦公室，1969年11月更升級為外交關係，比中國和新加坡建交還早了21年。目前，新加坡公民可以在免籤的條件下赴北韓旅遊30天。
在政治上，新加坡對北韓態度溫和，未曾激烈批評其內政；在經貿上，根據公開報道，此前新加坡聚集了由幾十名北韓外交官和商人組成的團隊，他們通過各種商業活動，源源不斷地將財富、燃料和貨物運送回國。2016年，新加坡還是北韓的第八大貿易夥伴，雙方的經貿關係直到2017年11月才在聯合國製裁的壓力下停止。而直到今年上半年，還有兩家新加坡公司因為向北韓販賣葡萄酒和烈酒而被聯合國點名。
新加坡和美國的關係自不用說。新加坡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美國的超強國際地位，使得兩國之間能做到各取所需。根據新美2000年簽署的協議，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為美軍第七艦隊及航母等大型船隻，提供後勤補給和維修服務，這大大拓展了第七艦隊的控制範圍。
誰都不得罪、廣交朋友、盡量搞好關係，是新加坡外交的重要原則。同時，這一原則不是靠一味諂媚或喪失原則來實現的，而是推動對方的行為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李光耀從未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卑躬屈膝。這麼多年來，我和他見過很多次面，談過很多次話，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從來沒有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過什麼。他會向大家解釋新加坡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並且深信自然會有聰明人會在這裏投資，幫助它發展。他不會跟華盛頓的人士談新加坡的事情，他會告訴他們必須要做些什麼，他能讓他們反思自己該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什麼角色。」
與此同時，新加坡在牽涉自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也敢於和大國對着幹。2016年甚囂塵上的中國，和新加坡之間圍繞着南海仲裁案的爭拗，中國人普遍不接受新加坡「維護國際法和航行自由」的藉口，爭相給新加坡打上「反華」的標籤；到了最近的中美貿易摩擦，新加坡又突然不「反華」了，而是追隨中國的立場支持自由貿易。在很多人看來，新加坡的對華立場出現了逆轉。
但事實上，「反華」與否完全是從中國本位出發的，而從新加坡的視角看，維護國際法、航行自由和支持自由貿易，背後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因為作為一個小島國，沒有國際法、航行自由和自由貿易做支撐，就只有死路一條。顯然，新加坡做任何決定都是從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的，一事一議，談不上籠統的「反華」或「親華」。任何兩個國家之間，親近的前提是利益的契合，愛和恨都是有原因的，要求別國放棄利益追求來滿足自己的利益，不是天真就是強人所難。
心比天高的小國
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天下的意識由來已久，很多普通老百姓對國際事務也頗有興趣，官方也着力於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全球性的關懷是昭然若揭的。但對世界上多數小國而言，因為利益和視野的局限，他們所關注的主要是自己國家和周邊區域的事務，國際大事基本和它們無緣。新加坡的面積和人口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小，是名副其實的小國，但其視野、野心和利益訴求，卻絕對是世界級的。從李光耀以來，動輒對全球化、中美關係、中印對比等宏大主題發表看法，是新加坡領導人的一項傳統。
這項傳統的始作俑者是李光耀。在1990年卸任總理之後，李光耀主要是以一個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從民主到全球治理，從印度的未來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他都有自己明確清晰、富有洞見的看法，而且他的表達方式直言不諱，從來實話實說，敢於講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話。比如他認為要實行好的民主，決不是只要有一部好的憲法便大功告成了。他說：「英國和法國曾經為殖民地制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製約與平衡都沒有什麼問題，但這些社會沒有出現有能力運作這些制度的優秀領導人，而且這些社會的成員也不尊重這些制度……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
在回答「中國領導人真的準備取代美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國嗎？」這個問題時，李光耀斬釘截鐵地回答：「當然。為什麼不？中國人復興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中國有成為世界強國的實力。中國希望世界接受它本來的模樣，而不是以西方社會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
李光耀的洞見，是新加坡國際影響力的起點。基辛格就評價說：「李光耀是美國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為他所代表的權力，而是因為他那非凡的思維。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於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認為同他會面是接受啟迪的一種途徑。」在李光耀之後，吳作棟、李顯龍兩代領導人也延續了這一傳統。應該說，這是新加坡刷國際存在感的重要舉措，美國、中國、北韓也都明白了，在新加坡舉辦特金會，也就成了一件沒有爭議的事情。
當然，對別國的行為說三道四是有代價的。最典型就是中新關於南海仲裁問題的爭拗，李顯龍一句「仲裁庭對各國的主權聲索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定義』」這句話，讓中國朝野上下勃然大怒。在這種緊繃的氛圍下，2016年11月發生了新加坡九輛軍車被香港海關扣留的事件。新加坡顯然對事件的發展缺乏思想準備，國內輿論也出現了反思的聲音。
其實，2016年7月底，在美國訪問的李顯龍也表達了對美國沒有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不滿，只是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知道或選擇了視而不見，而美國人似乎比較麻木，並沒有和新加坡計較而已。
承辦特金會，是新加坡多年來在軟硬實力上，苦心經營積累下來的成果，有了此事的鋪墊，未來會有愈來愈多的國際峰會選擇在新加坡舉辦，新加坡的國際影響力會水漲船高，自不待言。而讓這一切得以延續的關鍵是新加坡自身能否長期維持高水準：經濟發展和內部治理能明顯優於周邊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判斷不能有重大偏差。在新加坡面臨領導人世代交替的當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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