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7日是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的100周年紀念日（俄國舊曆10月25日，新曆11月7日）。這場革命被比較政治社會學和歷史學稱為「20世紀革命之母」（The mother of revolutions），因為它的意識形態、組織方法和領導模式激發和啟迪了隨後許多場規模不等的革命運動，遍布幾大文化圈和諸多地區；其深刻和劇烈的影響，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並延續至今。不用多加解釋，眾人皆明白，俄國十月革命在全球留下的最宏大的體制性恆產，目前顯然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機構體系。
近代革命甚多，極少堪稱「革命之母」
近代以來的數百年間，革命此起彼伏，林林總總，然而能夠被社會科學界稱為「革命之母」的，實在不多。從筆者的研習範圍來看，有的革命運動雖然規模大、成果也大，但並沒有激發和啟迪其他文化圈和多個地區興起相同性質的革命運動，並結出類似的果實，所以即便世人對它極為推崇，也不適合冠以「革命之母」的稱號，比如說美國的獨立戰爭那場革命。
甚至是1949年成功的中國革命，儘管影響到當時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群體之命運，但可否稱為「革命之母」也頗具爭議，因為這場革命的首要領導者毛澤東本人在勝利前夕就承認：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着就進入了政治鬥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0-1361頁。）
也就是說，在毛自己的回顧和評價裏，他參與並領導的這場革命還是沿着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走過來的，是那場「革命之母」在中國土地上結出的豐碩果實。
發動者對文革評價異常崇高
但是，20世紀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另一場革命，它的發動者和首要領導者卻對之評價異乎尋常的崇高，將其視為他本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特殊、最重大的貢獻，這便是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年官方意識形態對它的正式定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革命」。
正如毛澤東親自修改和定稿的那篇綱領性文件所表述的：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刊出，此份文獻隨即在全國各級黨報的頭版轉發。）
「革命之母」──已實現和設計中的
在整個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共文獻裏，從來沒有把他參與領導的到1949年成功的那場革命置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這樣至高地位上作權威的界定，可見在毛本人全部政治生涯的視野和展望中，文革才是他對全人類共產主義革命前景獨一無二的理想投射和行動規劃（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頁）。
換言之，毛本人真誠地相信，文革將成為未來的「革命之母」──對此，他反覆論證：「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頭版），因為在毛看來，若是缺少了文革這樣的革命運動，即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其成果也是保不住的，最終半途而廢，它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了。
所以，十月革命是「革命之母」，文化大革命則是另一場設計中的「革命之母」。2017年恰恰是前一場革命的100周年紀念，2o16年則是後一場革命啟動的50周年紀念。筆者完全可以預料，許多讀者一定會嚴詞反駁：「你怎麼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冠以這樣的稱號呢？十月革命畢竟創造出一個蘇聯，蘇聯黨政體系畢竟運轉了70多年並開闢了美蘇對峙的冷戰大格局。而文革則是一場完全失敗了的政治試驗，哪能和『革命之母』掛上鈎？」但筆者堅持認為，「文革」作為一場設計中的「革命之母」，發動得那麼火爆、進行得那麼狂烈、卻又失敗得那麼迅速，其含義之深刻之厚實，在社會科學的視野裏，價值是非同一般的。
自從整整40年前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革結束以來（詳閱「中共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公報」，1977年8月18日，新華社通稿。作者按：在這個日子作這一宣布是意味深長的），中國內地發生的最重大的政治事態和政策爭論，許多都折射出文革的這部分或那部分要素在新條件下的局部滲透和影響。
本土學者責無旁貸
關於針對前一場「革命之母」（編按：十月革命）的系列評論，筆者於2017年11月尚在作業之中，陸續有發表。關於針對後一場設計中的「革命之母」（編按：中國文革）的系列文章，筆者於2016年8月18日起就着手進行一個小型研究項目。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整整50周年之前的8月18日，中國的紅衛兵運動被紅司令毛澤東親自推廣，衝擊全國，震蕩世界。經由筆者的加班加點，該項目2017年尾初步完稿，主題是「在西方東方大學裏教『文革』課：二十八年的總結和提議」。這裏的三所大學，是指哈佛大學的本科生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亞太研究院，和香港科技大學；這裏的28年是指從1988學年到2016學年。
在該項目中，筆者力圖從盡可能客觀、平衡和綜合的視野，總結以下幾點：
自己早年受到何種知識刺激而設計了文革的課程綱要；
如何把汗牛充棟的海外中文和英文的文革考證和研究成果在教學中作有效的利用；
如何把文革的核心要素與當代中國的重大事態和公共政策爭論有機的結合起來，以達到溫故知新和迷途知返的目的。
以這些內容為底本，再加上西方東方大學生歷年上課後的反饋和本人在28年教學過程中的自我反省和改進建議，梳理出來供大家參考和批評。以這個項目為基礎寫作一系列評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讓有志研究和教授文革課程的人士，尤其是發生過文革的本土年輕一代的學者和教育者，能夠有一個相對開放和理性的出發參照點，繼續努力而前行。
畢竟，這場設計中的「革命之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搞起來的大事，筆者又是自始至終參與其中的一名觀察人，對於如何記述它、解釋它、反思它、總結它、從它吸取永不枯竭的多維度教訓，從來不敢掉以輕心。
原刊於FT中文網，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