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是個商埠及轉口港，中共建政之前，與中國大陸交通無阻，直至1949年後，才設立海關。五十年代以後，才開始本土工業化，六七十年代工業多元化，採取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慢慢成為製造業中心，蛻變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八十年代，工業轉型，香港邁向金融中心之建設；九七前後，已成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除了極少數的奢侈品外，香港基本上是不設關稅的，成為金融中心之後，資本進出也沒有限制。這樣，從頭到尾，香港本身就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作為國際化大城市，全球化根本不可避免。九七之後，雖然經過兩次經濟及金融危機，但香港仍屹立於世界金融中心之列，足以證明，全球化之潮流有利於香港的發展。然而，緣何香港竟有本土主義的社會思潮及運動之興起？
中央逐漸收緊香港管治
九七年香港大限問題，中國以「一國兩制」的政策解決。回歸20年，大致上「一國兩制」的政策可以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1997年至2003年之「沙士」爆發年。此一階段，北京為不干預之階段。一方面，由於亞洲經濟崩潰，香港經濟遭遇重創，樓價大跌，負資產者比比皆是，2001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受恐襲而倒塌，引起舉世震驚，跟着「沙士」為患，香港經濟步入蕭條。雖然，1999年的第一次釋法，以及2002年董建華引入「高官問責制」，公務員體制實行多年來大改變化，已預示大改變時代之來臨。2003年，港府立法23條而不成，50萬人上街示威反對，董建華政府遭到重創，埋下他下台的伏線。自此，北京政府改弦更轍，改變不干預的立場，是謂第二階段。趁着香港受到「沙士」創傷的疲困，北京以協助香港恢復經濟為名，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在貨物、服務業和貿易方面，促進兩地的經濟融合。另外，推出自由行計劃，為方便內地居民到港旅行以及刺激香港經濟復甦；深圳更推出「一簽多行」計劃，令訪港內地平民迅速冒升，2014年的統計，訪港旅客達4,720萬，估計超過4,000萬是內地人。試問，以香港彈丸之地；如何應付這麼大的旅客群；而在政治上，干預也甚明顯。2004年以及2005年人大常委會兩次釋法，否決香港「雙普選」的落實；2010年，民主黨幾經艱辛和中聯辦經過協商，達到2012年政制普選向前踏進一步（立法會增加十席，五席直選，五席功能間選；五席間選變成超級議席，而特首選舉委員由800人增至1,200人等等）。
在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步步融合的壓力下，本土主義論述及運動遂勃然而興。與此同時，2006年至2007年，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的拆卸，以及2009年廣深港高鐵的立會撥款會議令港人意識到「香港人身份」正不斷被磨蝕，而2012年暑假，反國民教育計動的出現更反映了港人強烈反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現象。更為象徵性的一點，是在2013年7月1日的七一集會中，一些年輕人公然舉出了港英殖民時期的「龍獅旗」遊行。
本土主義與九七回歸有關？
本土主義的情意，早在七十年代已出現，例如七十年代開始廣東歌的流行，八十年代香港的功夫片更名揚世界，與此同時，香港亦是製造業及金融業的中心，香港更以自己的法治及人權的傳統自豪。在英治時代，這種本土主義的情意是不自覺的，是隨機而生的，而且與身份認同無關。只有在九七之後，本土主義才變成自覺的，有意識的甚至是知性創造的，並且和身份認同密不可分了。
如前所述，全球化是一股客觀的不可控制的經社政力量，英美及歐洲的「民粹主義」是回應全球化的過程而產生，民粹主義可說是本土主義的一種。不過，外國的本土主義和香港的本土主義土壤及生態都不相同。
香港向來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資本、貨品及資訊來往自由，可以說香港在全球化過程中如魚得水，游弋自如。香港的本土主義的根據，在於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強力融合；從港人的觀點看，這種融合是令香港倒退的，國家的壟斷資本在香港扭曲了自由市場，銅鑼灣書店事件，令香港的法治淪為空談；而北京教訓香港人的法治，港人認為是徹頭徹尾的人治，以及其他人們日常生活習慣的巨大差別，如喧嘩、排隊、讓座及吐痰等習慣之不同等等，均顯示價值的不同。
由此可知，本土主義之產生既有普遍性的條件，亦有特殊性的前提。香港本土主義實是九七年之後的產物，特別是2003年反廿三條立法的社會運動後，北京政府加強干預後的產物。至於要求港獨的呼聲以至龍獅旗的出現，那更是梁振英出任特首以後的事情，那是中港關係的第三階段。
兩段香港的本土論述
香港的本土論述：可分為兩波。第一波大約出現在2007年左右；而第二波在2012年後。第一波的本土論述，源自一連串的城市規劃問題引起的本土社會運動，特別是天星、皇后拆卸的集體回憶，對喜帖街的保育，以至於在「反高鐵、保菜園村」的社運中；一方面顯示了對野外生活的熱愛，同時也試圖在殖民地歷史中尋回身份認同的過程。第二波的本土論述，以陳雲的「城邦論」為主。「城邦論」的盛行是在於日益熾熱當中的中港矛盾時，毫不猶豫地排斥中國的融合和干預；陳雲甚至認為中國大陸所保存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劣質的；反觀香港，由於英國人在香港開埠動已開始植入法治及自由的傳統，令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得以保存及發揚光大。事實上，中國雖大，卻極其腐朽；香港雖小，金融及法治體制優良，相形之下，香港並不需要事事依附大陸，反而大陸高度依賴香港。嚴格說，「城邦論」並未呼籲香港的獨立，但其要求真正的高度自治似乎與港獨一步之遙了。
民間學者徐承恩試圖建立一個香港人獨立身份的理論架構，似乎是「港獨論述」的第一步。他認為英殖民香港，輸入了西方文化，奠定了教育的體制，而香港人的華人受了影響之後，逐漸發展出香港為家的主體意識。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可算是香港的「史前史」。
佔中失敗催生港獨
2014年9月歷時79日的佔中運動的含意，原本只是向北京爭取「雙普選」早日實現而已，但是2014年6月國務院出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人大8.31對於2017普選特首的限制，無疑是刺激佔中運動形成的最大原因。無可否認，這個運動的失敗促成了「自主」及「港獨」思潮的流行，更引致年輕的自決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和「青年新政」的成立。事實上，本土論述也慢慢地滲入了立法會的選舉運動中。早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部分政黨，包括傳統泛民政黨採納了本土路線的政綱，例如公民黨當時的選舉主題是「反對赤化、抗拒大陸化」。新民主同盟更打着「本土優先」的本土主義的旗號進入議會。其後在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新民主同盟持「守護本土」的旗號的本土理念，16人當中15人當選成為大贏家。亦有不少年輕的「傘兵」參選，取得不少的票數。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更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傳統泛民的老兵紛紛鎩羽，老將李卓人、何秀蘭、黃毓民及馮檢基連任失敗；反而高舉本土自決的羅冠聰、游蕙禎、梁頌恆以及劉小麗高票當選。一般認為香港政壇由原本傳統泛民及建制的二大派變成泛民、建制、本土三分天下。
然而，由於立法會宣誓儀式的出軌，到引至2016年10月份，人大第五次釋法。游梁兩位經法院裁判為宣誓無效而遭剝奪議員資格。今年七月，梁國雄、姚松炎、羅冠聰及劉小麗等四人，也因宣誓問題，遭到剝奪議員資格，本土派遭到重創。
人大的第五次釋法，顯示了北京決意斷絕港獨派之參政之途。2017年8月，13位反東北發展的抗爭者被判入獄，以及學聯及學民思潮（雙學）三子，周永康、羅冠聰及黃之鋒也因重奪公民廣場案件，被判入獄，也是對本土運動的重大打擊。
中央官員實應反思
很有理由相信，北京否決梁振英的連任，是因為他的「極左」的施政，處處撩是鬥非的做事風格。但這並不表示北京會對「港獨」的蔓延容忍，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第一天上班，已表示對「港獨」零容忍。新特首林鄭月娥開局順暢，專注民生教育事務，但在「港獨」問題上，顯然無迴旋空間。如果「港獨」思潮是在梁振英執政的五年間瀰漫的，那麼他的「極左」政策的消失，會有助於這股思潮的消退。
多年前，中聯辦前主任姜恩柱曾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懂的書籍。」事實上，香港仍然是一本難讀懂的書籍。香港向來是一個自由開放資訊流通的地方，各種觀點百花齊放，香港之不可能獨立的客觀事實斑斑可明，只要耐心和年輕人辯論解釋，自可達至結論。但是切忌操之過急，而造成反效果。在此，掌決策的中央官員實應認真反思，為何在梁振英時代，港人獨立意識大大膨脹，而在回歸之後，本土意識日趨普遍。「中國好，香港好」並非一句簡單的口號，要變成現實，中港雙方卻要做大量的工作。本土主義並非是一定負面的思潮，為何不能將本土主義扭轉為有助於中國發展的思潮及運動呢？北京的正確決策是決定性的。
略論全球化、民粹主義及本土主義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