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者與日本的格差世襲地獄

最近拜讀了羅金義教授編著的新書《弱勢者視角下的香港未來》，此書從弱勢社群的視角反思「剩餘模式」政策方針，試圖以受助人的第一身視角考察現行政策和措施，討論的內容亦涵括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4點希望，包括住房環境、孩子教育、長者照顧、青年前途等以人為本的新發展政策範式，從而引領讀者反思及關注現今香港的施政，是讓弱勢社群僅及維生，還是能夠消除不平等、推進資源再分配。

總觀全書，當中有關如何消除不平等；做大個餅之後，如何分配、共享；如何達到減少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問題，均令我想起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山田昌弘教授，在2006年所提出「格差社會」的概念。他亦於2013年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なぜ日本は若者に冷酷なのか: そして下降移動社会が到来する》（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青貧浪潮與家庭崩壞，向下流動的社會來臨）。

年輕一代成社會弱勢者

相信不用筆者多作解釋，「格差社會」概念中，格即等級，差即差距，特指日本階級深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問題。山田教授於《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一書中特別提出，當今日本年輕人為何成為社會的弱勢者？在日本經濟持續不景氣、增長凍結了接近40年間，整體社會面對高齡化問題，照顧高齡人士已成為日本政府的沉重負荷。而各項政府基金相繼瀕臨破產的同時，國家財務亦面對着各式各樣的問題。

理應成為社會中堅分子的年輕世代，從大學甫畢業即背負各式各樣的學貸、國債，卻被迫進入低薪、低成就、低晉升機會惡劣的勞動經濟環境，淪為政府無暇顧及的一群，被迫生活在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所提出的「下流社會」，或「M型社會」。這群在新型態社會裏的弱勢者，亦擴大了日本一直以來的尼特族（NEET，又稱啃老族）、隱蔽族（Hikikomori，又稱「家裏蹲」）等問題，有些被迫奉行「低慾望」的生活態度，即著名學者大前研一提出的「低欲望社會」觀念。

家庭格差世襲日本淪階級社會

弱勢者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格差」。早稻田大學橋本健二教授早前就疫情後家庭收入、貧困率和工作方式的變化做了一個研究，並提出日本社會「格差是世襲」的觀點。雖然日本內閣府本年2月15日公布，2023年日本名義GDP（以美元計）達到4.2106萬億美元，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德國的4.4561萬億美元，勉強仍可被視為強國，但格差現象未有消失，反而在1980年左右開始擴大，無論從產業結構、公司形式、性別來看，薪資差距仍在擴大。

橋本教授認為，用「格差社會」等字眼來形容當前的日本社會並不準確，日本已經轉變為一個比格差社會更為嚴重的「階級社會」。階級由出身、教育環境、就業時的經濟環境等因素決定，而階級差距會從父母傳給孩子，從孩子傳給孫子，代代相傳。隨着格差的世襲，貧富差距正在加速擴大，據著名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對資本的定義，又可以分為經濟資本世襲、文化資本世襲、社會資本世襲3個部分。

日本戰後復甦到資本掌控一切

日本明治時期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在《学問のすすめ》（勸學）開頭就寫下：「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宣揚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完成學業的人將獲得更高的地位和權力。「人人依照同樣的規則競爭，努力者就有所回報」的思想是現代啟蒙運動的基礎，稱之為「菁英統治」。

在日本戰敗後的一段時間內，財閥、地主、家庭和貴族制度在法律上被廢除，婦女獲得了選舉權，社會變得更加平等，當時的文化和社會資本，並沒有像戰前或今天那樣，提供相同的優勢。這段時期，有相當多的人出生在微薄的家庭，從優秀的大學畢業，成為高級的官僚或醫生。然而，到了70和80年代，由於大學學費飆升和入學考試競爭激烈，有經濟能力的家長開始送孩子去補習班或聘請私人補習老師。經濟、文化、社會3大資本，開始集中在「經濟成功者」身上，格差便日益擴大且無法逆轉，成為社會現實，令國民跌落格差世襲的地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