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新文學的愛好最初來自冰心、巴金的作品，而最終以魯迅研究為職業。撰寫有關丁玲的文章則完全是出乎偶然。
應該是在1977年至1978年間，高校恢復現代文學課程，但涉及「革命文學論爭」、「左聯」和「『兩個口號』論爭」，學界的見解分歧較大。這使要把「共識」「定論」傳授給學生的老師感到十分為難，於是北京師範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先後召開了三次有關學術研討會。出席者除了高校教師之外，還有一些30年代的文壇人士和學界人士。討論中與會人員大體分為三派：一派堅持魯迅、馮雪峰的立場，一派要為周揚和「國防文學」辯誣；另一派比較持中，認為當時論爭雙方各有偏頗。我供職的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負責人是李何林教授，他旗幟鮮明地站在魯迅、馮雪峰一邊。我也鞍前馬後，東奔西突，為保衞魯迅而打口仗和打筆仗。現在回想起來有些汗顏。上世紀30年代我未出生，以我的資歷和學識，哪裏會懂得什麼叫「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但因為這種表現，我們單位受到了丁玲的肯定。愛屋及烏，我也受到了丁玲夫婦的青睞。特別是丁玲的先生陳明，希望我能為中國丁玲研究會出點力。陰差陽錯，在1996年我居然當上了這個學會的副會長，至2014年因超齡卸任，共18年。掛了副會長的名，開會不能不發言，於是就催生了收入本書的這些文章。還有幾篇如《丁玲，女性文學，女權主義》、《一個真實的人的真實片段》、《瑣談〈北斗〉憶顏雄》等，因受本書篇幅限制，又不盡符合「敍舊」的文體要求，故未收入。本書文章雖然不多，但如實地說，篇篇都有新史料，篇篇都有原創性。俗語說「無心插柳柳成蔭」，我研究丁玲的文章雖然還未能成蔭，但相信這幾棵學術之樹是有生命力的，不至於速枯速朽。
丁玲的苦難人生
研究丁玲，自然就會涉及她經歷的苦難。她說過，我只是像一隻燈蛾，四處亂闖地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早在應該春花一樣美麗的童年時期，她的生活中就充滿了憂愁、憤慨和掙扎，故鄉成為了她第一個看見的黑暗所在。青年時代，作為一個年輕的媽媽，她目睹了罪惡的魔手掐死了丈夫年輕的生命。1933年，她又被國民黨的便衣特務秘密綁架，在南京幽禁了整整3年。1936年11月，32歲的她歷盡艱辛，奔赴陝北，看到了新的人、新的天地，從而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但不久即因撰寫《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而受到批判。上世紀50年代初可以視為丁玲事業的巔峰期，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使她贏得了國際聲譽，只是好景不長，1955年她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為反黨集團頭目，後多次申訴，結果是平反未成，反倒在1957年又追加為沒有右派言行的右派分子，從此離開文藝界幾乎四分之一個世紀： 其間蟄居北京兩年多，「文革」關牛棚一年，坐牢5年，其餘時間都在風雪漫天的北大荒勞改。直至1984年80歲的時候，她的不白之冤才被徹底清刷，以潔淨之身在人間存活了兩年。而這兩年中，用丁玲自己的話來說，她只落得一顆遭過千刀萬剮的心和病殘老邁的軀殼。
應該看到，丁玲的命運並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黃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歌詞讓我銘心刻骨：「五千年的民族，苦難真不少，鐵蹄下的民眾，苦痛受不了。」這些苦難和苦痛， 其實是我們民族的共業，無須任何人去加以渲染。有人說，苦難是負能量。姑且不說物理學中有沒有「負能量」這個概念，即使有，那事物的對立雙方在一定條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夠睜眼正視歷史上確曾存在的苦難，我們就能成為勇者；只要我們真正能夠以史為鑒，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難重新發生，我們就能成為智者。中國的勇者智者越多，中國的前途就越光明。還是魯迅說得好：「多有不自滿的人的民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民族，禍哉禍哉。」（《熱風﹒隨感錄六十一不滿》）
陳漱渝 寫於丁玲誕生110周年
作者簡介：陳漱渝，1941年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湖南長沙。著名魯迅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名譽委員。曾擔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參加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著有《魯迅史實新探》、民族魂──魯迅的一生》、《宋慶齡傳》、《五四文壇鱗爪》、《剪影話文壇》、《胡適心頭的人影》等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