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案重阻嚇性三子改判囚禁

關於學運三子的八一七案（文檔編號：覆核申請案件2016年第4號，CAAR4/2016），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於8月17日裁決，率眾強闖「公民廣場」（政總東翼）的三子改判囚禁。

社會反應的差異甚大。紅方表示興奮，有人說「喜出望外」，也有人譴責法官判刑太輕。

港大校長馬斐森於30日公開表示，尊重法庭和法官的裁決、本港的司法體制，如學生需要協助將會提供（大意）。

聲援「在囚抗爭者」的八二○遊行，則抗議法庭重判，稱政治審判政治犯。在烈日當空下，參加遊行者超過30,000人（警方數字22,000人），為近2年的最高紀錄，街頭籌款達220萬元，這是不可忽略的另類抗議。

判詞四要點重墨阻嚇性

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則中間落墨。它們罕有地發表「聯合回應」，稱法院的判決依據法律，公眾應維護香港司法的尊嚴和獨立。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大律師呼籲勿向法官洩憤，其他法律界知名人士也發表了維護法治的談話（表）。

八一七案的中文判詞（官稱「判案書」），有174個自然段，要點可歸納為四項：

一，自由權和法律的保障，自由權的行使須遵守法律和公共秩序（1—5段、110—121段）；

二，強闖「公民廣場」是違法的暴力行為（7—13段）；

三，上訴庭改判囚禁的法律依據（122—133段）；

四，刑罰必須具以儆效尤的阻嚇性，達致維護公共秩序（13—18、126—131、134段）。

判詞重墨於改判囚禁涉及的違法、暴力因素，阻嚇性懲罰的法律根據，並列舉香港和英國上訴法院的案例（122—131段）。

筆者詳讀判詞得到的印象是：陳述的改判囚禁法理依據充分，對於罪與非罪的判斷、裁決，是依據基本法（111—113段）和本地的公安法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19、122、137段）等；量刑援引的法律條款、案例適當；當事人的司法救濟渠道暢通，可向終審法院上訴。

盲動主義熱浮躁與闖紅

有法律風險的行為，關連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

在〈強亮劍響警號，哪有紅杏出牆〉一文（〈思維漫步〉2017.7.6），筆者論析香港「絕沒有革命的平台，而只有小範圍的改良主義空間」，「政治博弈與商業投資一樣，牽涉機會成本」；「社會抗爭和政治參與，要在基本法和香港法律框架之下，走和平非暴力的改良主義之路」。

筆者引述《易經．繫辭》言：「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分析「街頭勇武」的盲動主義，只能帶來禍害，有判斷力的民眾不會參與：「流於口號的政治浮躁，鼓吹街頭勇武的亢奮，不顧後果『闖紅』的盲動主義，與社會脫節，難以建立公信力。」（註1）。其因之一，是機會成本太高。

三子強闖「公民廣場」，獲取重入「公民廣場」的「機會」，亦有被檢控判刑的「成本」；七警打人以示「警威」，面對被追究刑責的風險。

這是簡單的常識，當事人不可能不考量涉嫌違法行為的「代價」，其粉絲不必怨天尤人。

粉絲的「輸打贏要」亢奮，是對香港法治的傷害。「七警案」後，有人辱罵、恫嚇審案法官，還有大陸紅二代公開「買兇」稱要殺某外籍法官。八一七案後，所謂政治審判政治犯，對法官也是不公道的；此案是刑事案，法官對罪名、刑期的裁定並非政治審判，三子並不是政治犯。

動機或後果解讀差異大

八一七案的社會議論之一，是定罪量刑的差異。

三子一審由東區裁判法院審理（文檔編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5年第2791號，ESCC2791/2015），裁判官張天雁於2016年8月15日公布的〈判刑理由〉（中文判詞共14個自然段）指出：

「在考慮案件的嚴重性時，法庭必須同時考慮被告人犯案的動機及目的。」（第2段）

張法官提及應考慮當事人行為的後果，但偏重解讀當事人的行為動機，判斷當事人無謀私利或傷害他人意圖（第3段）；又分析年輕人為了表達訴求，可能較純真、偏激（第4段），應從寬處置（第5段），判社會服務令（第13段）。

八一七案由高院上訴法庭審理，主審法官為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潘兆初和彭偉昌。上訴庭不迴避當事人的動機，但着墨點在於當事人的行為後果；強調違法行為有暴力性，必須從重處置，以具阻嚇力，故判囚6至8月。

裁決有法據非政治審判

不同法官對案件的解讀有差異，結局亦不同，這是司法裁決的「常態」。只要裁決是有法所依、證據充分、程序公正，局外人對其正當性不應質疑。法官有法定的裁決權、酌情權（裁量權），其對罪與非罪的裁定、量刑的長短，不可能讓所有局外人「一致滿意」。

結局如何，當事人還得有三分「運氣」。有時「運氣」與法官行使酌情權、憐憫之心有關。日前一案的被告註冊中醫，轉介清潔女工以玻璃瓶作吸管替人墮胎（先注射麻醉劑），被分別判入獄10、17月。法官稱：清潔女工（在大陸當過助產士）經歷文革，更先後喪子喪夫，「其故事可反映中國的近代（按：應是「當代」）歷史」，故酌情扣減刑期（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