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由陳蘇華、唐偉博選譯自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女士新著Making Sense of China’s Economy，並經作者校譯及授權首發於《香港國際金融評論》第14期「政經大勢」欄目 ，全文6418字，分為兩篇刊出，本文為第一篇。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中國經濟是一個巨大的謎題，一個龐然大物，而且似乎如此與眾不同。有時候，它的發展模式似乎類似於其他經濟體；有時候，它又好像顛覆主流認知，不遵循任何熟悉的模式。中國經濟是複雜多面的，從某些指標來看，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與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相比，它仍然算不上發達。中國現代化的城市擁有最先進的基礎設施，但這與內陸地區的不發達並存。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與龐大的國企共存，並且經常受到政府干預。債務水準高企，令人擔憂，但一直還沒有發生傳統的債務危機。只有把各種看似矛盾的各方面匯總起來釐清脈絡，我們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經濟及其近幾十年的發展。
人們覺得難以理解中國，並且持續討論它到底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兩個因素：一是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二是中國不均衡的地區發展。粗略地以人均GDP衡量，中國處於較低的發展階段，再加上較不發達的市場結構和體制，中國看起來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與此同時，其龐大的經濟規模和金融市場，大量的富人群體，閃亮的「新基建」，以及每年向世界各地出口的各種工業產品，又使人很難不將中國視為一個發達經濟體。中國最大的三個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僅佔中國總人口不到5%，但它們的總人口數量達到了6500萬，幾乎相當於法國人口的總量。這6500萬人口在2021年的人均GDP超過27000美元，與歐洲中等水準國家（如葡萄牙或捷克共和國）的水準相當，並擁有相當大的消費能力。此外，儘管中國的平均收入每年只增長6%到7%，但能夠購買某類高端產品的人數已在一個較低的基數上呈現出指數增長。
這些只是中國經濟中一些看似難以理解的矛盾和謎題的例子。有幾個因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及其發展：人口規模，改革開放初期的起點，從計劃到市場的過渡，政治體制，治理結構，農村與城市的分割與收入差距，以及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的務實和與時俱進。
一、人口規模
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截至2020年達到了14億人，佔全球人口的18%，超過了所有發達經濟體（38個經合組織國家）的總和。值得一提的是，這還是在中國實施了近40年的嚴格人口控制政策之後的結果。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佔世界人口的22%。此外，這一龐大的人口生活在一個資源相對較少的國家（例如，中國的人均耕地少於世界平均水準的一半）。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政策失誤和自然災害導致了許多饑荒，社會動盪和王朝更迭。
了解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和社會動盪的長期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政府注重於實現人民溫飽並維護社會穩定，以及政府採取漸進式改革和開放的方式。也可以理解為何中國不願過多依賴進口資源，特別是糧食，以及堅持掌控一些在發達經濟體中主要由市場決定的經濟活動。它還解釋了中國一些獨特的政策，例如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最近才取消，以及對農村和城市土地供應的嚴格控制，通過戶籍制度將人們綁定到土地和社會福利體系中等等。
中國的巨大規模還解釋了其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回世界經濟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它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國對自身的看法與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之間往往差距很大。雖然中國竭盡全力強調自己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強調自己的低收入水準、人均資源消耗和排放量，但世界看到的卻是中國對資源的總需求和整體污染量。當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經濟體以中國速度工業化，數億人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從農村遷往城市時，理所當然地，它的大宗商品使用量超過了世界上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體，甚至是最大的經濟體。
二、改革開放的起點
在20世紀70年代改革前，中國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幾乎沒有私營部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往非常有限。當時，中國是一個非常貧困的、主要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大多數人依賴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這有助於解釋中國最初專注於通過各種改革刺激農業生產，同時採取漸進的方式引入市場力量，對國有企業改革採取謹慎態度。在隨後的幾十年裏，中國逐漸朝着市場經濟的方向轉變，但並沒有進行大規模私有化或對其機構進行激烈的改革。
考慮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缺乏市場和基本的市場經濟機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轉型性質和改革的不完全，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評估中國經濟取得的進展和尚未解決的挑戰。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或21世紀初的任何時候，中國的經濟都不如西方經濟體那樣市場化，也不像許多國際經濟學家和外國投資者所希望的那樣市場化。然而，它一直在朝着更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和專家談論着民營企業需要與國企一樣擁有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市場應在資源分配（特別是資本）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社會福利體系需要改變以實現更可持續和包容性的增長。事實上，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取得了顯着進步。從20世紀80年代初幾乎沒有私營部門以及辯論是否允許私營企業雇傭超過七人開始，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抓大放小」改革了國企，並鼓勵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現在，民營部門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討論的焦點變成了公平准入和公平競爭。
在資源配置方面，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按照計劃分配所有資源。20世紀80年代，它逐漸引入了商品的市場定價，並開始將決策權交給個人和企業。20世紀90年代，中國更廣泛地建立了市場機制，包括資本市場。過去20年裏，它進一步放鬆了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同樣，在改革初期，人口很難流動，福利僅供城市裏有部門的少數人享有。隨着人口逐漸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動，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出現了大規模從農村到城鎮的人口遷徙。一個新興的社會福利體系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出現，並在過去十年裏得到了顯着發展。這些都是重大的進步。
同樣，中國當前面臨的挑戰是製造業價值鏈升級，掌握先進技術，抵禦供應鏈脫鉤壓力。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沒有能力生產大多數東西，無論是滿足自身的工業化需求還是國際市場的需求。正是在正確的政策、外商投資和國際市場的幫助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國。過去的每一步發展都面臨新的挑戰。最開始需要快速動員和積累資本，以對本國勞動力或環境較少保護的代價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後在產業政策的幫助下邊生產邊學習來發展國內生產能力。現在創新被認為是中國最大的挑戰之一，但回顧過去，看到中國的產業鏈變得越來越全面，教育得到改善，研發支出和專利數量在過去幾十年裏不斷增長，也可以看到未來成功的希望。
三、政治體制和治理結構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明確了私營部門和市場經濟可以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之下發展。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為全面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基礎。要注意到，黨和政府一直堅持改革和市場化旨在加強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將一直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
這個背景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在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上遲疑，而在20世紀90年代也未大規模地將國企私有化。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近年來，即使在國有企業經營困難時，仍堅持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並指出這是國企改革的主要目標。一個繁榮的民營經濟和市場機制的發展將始終與公有制共存，後者尤其是在重要戰略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中國的治理結構是由政治體制、國家規模和歷史所塑造的。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着行政部門和一切工作。其次，儘管中國仍在建立和完善經濟領域的現代治理機制（包括法律法規、執行政策、法規與合同的行政機構），但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一個從上到下、深入完善的組織系統，能夠落實政策指令。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關鍵字包括了「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然而現實中很難做到隨着黨領導地位的加強，其在確保經濟政策的實施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尤其是在正式的行政或法律管道尚未很好地建立和完善的情況下。
另外，儘管有着黨中央的集中領導，中國的地方政府（省委書記和省長）在經濟方面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也一直都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權，根據當地情況制定相應的具體政策。考慮到國家的龐大規模和每個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已經有幾千年。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策演變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作用不容忽視。
中國經濟發展關鍵因素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