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說得好：「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在烏干達北部，我了解到比我所想像過更野蠻、更令人難受的暴力。我遇到的年輕男女給我講了一個個故事，可怕到讓我甚至不想試着詳述。我無法還他們一個公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為情緒折磨的幾個月，到頭來使我重新思考一切。
在那裏，以及在往後幾年裏，我了解到一個社會的成功並不僅在於擴張其財富，而是在於不會有叛軍團體奴役你的十一歲女兒當妻子，在於坐在你家門前不用擔心行車槍擊和流彈，在於能夠去找警察、法院或市長爭取某種正義表象，在於政府永遠不可以把你趕出自家土地又關進集中營。這是經濟學家沈恩所稱的「自由即發展」。很難想像，有什麼比免於暴力的自由更重要的了。
事實上，交戰也使我們貧窮。沒有什麼會像戰爭衝突那樣，摧殘社會進步的果實──壓垮經濟、摧毀基礎建設，或害死、弄殘、重挫一整代人。戰爭也以間接方式破壞經濟成長。當預期會有炸彈攻擊、種族清洗、或恣意司法，大多數人和企業不會去做那些通往發展的基本事情；他們不會專注從事任務、貿易、投資，也不會發展新的技術和想法。
經濟學家兼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早在兩個半世紀前就已預言：「要使國家從最低的蠻野達到最高程度的富裕，所需無他，」亞當·斯密在1755年寫道：「只需要和平、合宜的稅制、以及尚可的司法。」很顯然，如果我關心繁榮、平權和正義，就得關心戰爭。
戰爭是例外 而非常態
事實是，就連最苦大仇深的死敵也寧可在和平中相互厭惡。這點是很容易忘記的。我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確實發生的戰爭上，像是烏干達北部。新聞報導和歷史書籍也一樣，往往聚焦於出現過的一小撮暴力鬥爭。很少有人寫書在談那無數被避免的衝突。但是，就像醫學生不該只研究終末病人、卻忘了大多數人是健康的，我們也不能只看那些發生過的敵對行動。
本書試圖將我們從那種不具代表性的看法拉出來，因為它並不真實。以族群和宗教暴力為例，政治學家清點了東歐、中亞、南亞和非洲之類地方的所有族群和宗派團體，一般認為騷亂和清洗在那些地方很流行。他們數算有多少個配對靠近到可以相互競爭，然後檢視有多少個配對真的交戰。在非洲，他們數出來，每兩千件潛在的族群暴力，每年大約發生一件重大案例。在印度，他們發現，每千萬人每年不到一次騷亂，而死亡率頂多是每千萬人16人（美國大城市的兇殺案要比印度宗派騷亂造成的死亡人數，高了一百倍）。即使這些表列相差很大，但很明顯的是，大多數群體，甚至是敵對群體，都是比鄰共存而不交戰。敵人之間寧可在和平中相互厭惡。
我們在國際層級上也看到了這一點。美國和蘇聯長期對抗，將歐洲（甚至全世界）一分為二，卻未相互核攻。巴基斯坦和印度長久對峙，南北韓國走進死胡同，而南海也陷入僵局。法國和英國一發現非洲殖民地可能為獨立而戰，就匆忙但和平的退場，而蘇聯撤出東歐也是非暴力的。
再來就是有一個個社會因政治派別而撕裂、因階級和意識型態而憤怒和極化，但是仍在議會而非戰場上競爭。然而，不知怎的，我們往往忘了這些事件。我們寫出一本本大部頭在談重大戰爭，卻忽略那些寧靜的和平。我們很關注血腥的場面、最突出的事件；同時間，較為寧靜的妥協時刻卻從記憶中溜走。
如此聚焦於失敗，是一種選擇偏差，是一種我們大家都容易犯的邏輯差錯。這種錯誤有兩個重大後果。一是我們誇大了我們交戰得多厲害。你開始聽到諸如「這世界充滿了衝突」或「人類的自然狀態是戰爭」，或「某些強權之間的武裝對抗在所難免」之類的話。但是，那些表述都不是真的。
然而，忽略了所有被避免掉的衝突，會帶來第二種更大的傷害；我們把戰爭的根源和通往和平的道路全都搞錯了。當人們聚焦於和平失敗的那些時候，並追溯情勢和事件去找尋原因，他們往往會找到一種大家都熟悉的組合：有缺陷的領導人、歷史性的不義、可怕的貧窮、憤怒的青年男性、便宜的武器和災難性的事件。戰爭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但是，這忽視了衝突被避免的那些時候。如果人們也檢視對頭之間並未交戰的那些時候，就會看到很多相同的先行條件。所有這些所謂的戰爭原因都很稀鬆平常。持久暴力則不然。失敗和成功裏都看得到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戰爭的根源。
和平妥協才是常態
為了了解為什麼會這樣，就讓我跟你講講選擇偏差的另一個著名例子，那是出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美國轟炸機從德軍陣地上空出完任務返回，機身和機翼都布滿了彈孔。所以，美國軍方就吩咐工程師為轟炸機這些部位添加更多裝甲。一位名叫沃德的統計學家卻不這麼看。他說，工程師應該反其道而行：加強保護在返航轟炸機上未見任何損傷的引擎和駕駛艙。沃德推論出一件很關鍵的事情：不見的彈孔一定是在不見的轟炸機上。駕駛艙和引擎中彈使得那些轟炸機墜毀。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傷到那些部位的轟炸機。軍方誤將焦點放在選定的樣本，所以搞錯了失敗的原因。這是那種事後看來很明顯的錯誤，但我們還是一犯再犯。
美國軍方聚焦於成功──那是一種稱為倖存者偏差的選擇問題。當涉及到戰爭，我們則是很容易做出正好相反的選擇：我們過度關注和平失敗的那些時候。這就好像如果美國軍事工程師只看那些墜落的轟炸機。那些轟炸機從頭到尾都被炮火洗禮。當我們那麼做，就很難知道哪些彈擊才是致命的，因為我們沒有將其對比於那些倖存的轟炸機。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於當你將某場戰爭追溯到它所謂的根源。每一組對抗的每部歷史都布滿了各種彈孔，像是貧窮、冤屈和槍枝。但是，不平者很少造反，大多數貧窮的年輕鬧事者不會反叛，而那些最重度武裝的群體也寧可冷戰而不要熱戰。
為了找到交戰的真正根源，我們需要關注那些保持和平的鬥爭。但我所指的並不是和樂融融。對抗可以是敵對而吵鬧的。那些群體可能會是很極化的。他們經常都是重度武裝的。他們相互貶損和威脅，而且炫示武器。那都是正常的。流血和破壞則否。
我希望，現在你會開始在任何地方都看見這點。當你下次拿起一份報紙或一本歷史書，置身於那一切誇談和戰意，你會開始關注從政者發表演說在推動和解。你會注意到，對頭之間互射火箭一兩個星期，然後停止敵對行動。你會聽見，有故事提到議政官在君主耳邊低聲說「和平啊，陛下」。你會注意到，沙場老將在提醒那些較無經驗而熱血的軍官，有什麼苦難等着他們。最容易看到的是，司庫和其他帳房總管，他們清醒指出戰爭就是打不起的。正是這一切痛苦和代價，驅使着大多數對頭去妥協。
妥協才是常態，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群體在應對上都很有策略。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就像撲克牌或西洋棋玩家，很努力的要超前思考、要認清對手的實力和計畫、還要根據預期對手會做什麼來選擇自身的行動。他們並不完美，他們會犯錯誤，也會欠缺資訊。但是，他們有很大誘因去盡力而為。
這種策略科學，稱作賽局理論。它可以解答一方會如何根據相信對手會怎麼做而應對。本書從第1章〈我們為何不交戰〉開始，我們將介紹這樣的策略選擇：妥協還是交戰。
戰爭的五種理由
我們為什麼交戰？如今我們從策略角度思考，而且不犯選擇偏差的過錯，就有了一種新的方式可以回答那個問題。簡言之，必須要有某個東西去打斷正常的妥協誘因，將對立的對手推離通常極化而吵鬧的政治，推向經由流血的議價。幸運的是，就只有這麼多種合乎邏輯的方式，會讓這般的政治運作失靈。就只有五種，而本書第一部〈戰爭的根源〉將逐章展示。這五種邏輯各以不同方式消除妥協的誘因。
第一種是不受制約的利益。戰爭的代價是和平的主要誘因，但當決定戰爭的人不當責於其群體的其他人，他們就可以忽略交戰的一些代價和痛苦。這些領導者會太常將其群體帶向戰爭。有時候，他們期望從衝突中獲得個人利益，從而受引誘去開戰。像這樣不受制約的統治者，是歷史上一大衝突驅動力。
第二種理由是無形誘因。有的時候，施行暴力會帶來有價值的東西，像是復仇、地位或宰制。在這些情況下，暴力是通往公義終點的唯一途徑──通往上帝的榮耀、獲得自由、或打擊不公。對於某些群體來說，這些虛無縹渺的回報，可以彌補來自交戰的痛苦和損失。任何對無形誘因的偏好，都將抵消戰爭的代價，並使群體偏離妥協與和平。
協議崩解的第三種方式，來自於不確定性。如果你曾在撲克中抓過詐唬，那麼你就已經掌握了這個邏輯。你不知道對手拿着什麼牌，但你知道他們有誘因去欺騙你。顯然，你最好的回應就是不要每次都棄牌。同樣的，在戰爭中，你不知道敵人的實力或決心，而他們也可能會詐唬。所以，有時候你會抓詐唬。既然你並不擁有和對頭相同的資訊，那麼攻擊有時會是最好的策略，哪怕交戰是有害的。
第四種是所謂的承諾問題。通常，當你的對頭變得強大，你的最佳選項就是讓出一些東西。但是，假如你預先得知對手的崛起呢？你現在可以趁你還很強，就先出擊，避免你衰落時，無力回應。如果迫近的勢力正迅速壯大，那麼你的攻擊誘因可能會是難以抗拒的。有什麼是敵人可能可以許諾你而讓你不那麼做的呢？保證他們變強之後，不會利用新得到的影響力嗎？他們無法承諾這點，而你們雙方也都知道。這是一個承諾問題──你們雙方都寧可要某種避免戰爭禍害的政治協定，但這些協議沒有一個是可信的。
第五種，也是最後一種，我們的錯誤感知會妨礙妥協。我們是有過度自信的生物。我們也以為別人的想法和我們一樣，重視的事情和我們一樣，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們一樣。我們會把敵人給妖魔化，並將最壞的動機歸到他們身上。我們堅守各種錯誤的信念，甚至在大群體中也是如此，而當我們這麼錯誤感知的時候，那會劫持我們尋求敵我合意協議的能力。競爭和衝突，會使這所有誤判變得更糟。
不過，即使這五種邏輯在你聽來很合情理，你可能還是不相信光靠它們就能解釋所有戰爭。雖然看起來好像什麼戰爭都有理由、什麼理由都能戰爭，但大多數時候人們為特定戰爭給出的論據就是變相的這五種。我們將學着照樣辨認出來。
因此，別把這五種邏輯想成新的戰爭理論，要被提出來蓋過舊的。我並不是在說「請相信這些原因，其他書都是錯的」。不是的，請將這五種解析想成一種類型學，可以用來組織既有的眾多理論和思想流派。
我還將證明，我們如何不需要選邊支持這個或那個學派、或者某個戰爭理論。引發戰爭的這五種理由，已涵蓋了成千上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所學到的教訓，可歸結為一個框架。
最後，我們將看到這五種引發戰爭的邏輯不是互替的，它們是互補的──可悲的互補，因為它們會積累起來，導致和平更脆弱。那是因為，除了極少數情況，戰爭不會只有一種原因。各種理由會積累起來，並交互作用。不受制約的領導者、無形誘因、不確定性、承諾問題和錯誤感知，結合成一種毒藥，一點一點的毒害和平。這讓人很難將某場衝突歸咎於單一理由。
原刊於《戰爭為何發生》，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戰爭為何發生》
作者：布拉特曼 Christopher Blattman
譯者：陳義仁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8月
作者簡介：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皮爾遜全球衝突研究所教授、發展經濟學中心共同主任、麻省理工學院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共同主持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專精於實地調查和運用統計數據，來探究開發中國家的貧困、政治參與、暴力衝突的因果與政策。研究成果受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富比世》雜誌、Vox新聞評論網和NPR等媒體的廣泛報導。
從事學術工作之前，曾擔任會計師、攀岩教練、音樂商店推銷員、肯德基炸雞塊員工等等，自認為清洗過截油池之後，天下再無難事。後來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取得公共管理與國際發展碩士學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助理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與政治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