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科創好比老火湯，愈熬愈出味，需要長期投資。然而香港從80年代末開始經濟結構轉型，從工業到服務業，金融業興旺，人人賺快錢，「快」成為香港的代名詞。正當人人麻木於速度之中，有人特立獨行，甘願耗上10年光陰，投資人類未來10年，20年的健康福祉，那便是凱普生物科技的創辦人管喬中先生。
高人指點 投身科研事業
管先生並非有勇無謀，而是有高人指點，讓他義無反顧，投身科研事業。「90年代有幸認識兩位知名科學家楊福家院士和港大校長鄭耀宗院士。中國大陸開始鼓吹知識經濟，電子科技等如雨後春筍，在這樣的時代，科學家們有自己獨特敏感的一面。」
楊福家院士曾連續7年參加克林頓總統早餐會，聞知美國要全面推動創新科技，他得風氣之先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積極宣傳及推動新科技的發展。管先生說，「楊福家的講座我在香港、上海和昆明聽了幾次，有感對於未來產業的衝擊很大，覺得他很有道理。香港以前的經濟靠輕工業和加工產業等支撐，聽到科技當然覺得新鮮，我們雖並非專業，覺得有兩位院士指點方向，也能跟香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合作，頗有信心。於是大膽成立香港科技創業股份有限公司。」管先生被楊福家院士的演講打動，自己也投身新科技產業的行列。
一波三折 成立凱普
公司成立之際，趕上香港的IT熱潮，科網股和IT人才炙手可熱，管先生卻不走尋常路，決定拓展中港生物科技的處女地。為長線發展，培育新一代是最穩妥的投資，他說：「剛起步之際，我們曾與廣東省教育廳合作，推動中學生的動手能力，當時我們在廣州開設不少分子生物實驗室，是沒錢賺的。可惜，這些技術中心後來無法真正產業化，數年間損耗了不少金錢。」
十多年前，科研、科創技術、資源、人才匱乏的境況更甚。管先生動員親戚朋友出錢出力，千金散盡還復來：「我當時邀請了香港大學參與合作，還拉了不少親戚朋友出錢。 第一個1000萬就這樣燒了，再來再燒，後來終於在香港成立分子醫學檢驗中心。」奈何管先生有這樣的熱心卻不諳技術，人才也不易留住，紛紛待價而沽，掛冠而去。最後中心也與成功無緣，損失慘重。
這兩次不成功對管先生的衝擊很大，他痛定思痛，道：「要成功需要資金和各方面人才的配合，才能組成一個穩定的團隊。正如大學教授的創業，即使他有先進的技術，也不一定成功， 商家腰纏萬貫，苦無技術，也是孤掌難鳴。 」如此浮浮沉沉數載，公司生意難做，始終難以賺錢。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有人另謀高就，有人選擇留下。隨着香港的成本水漲船高，管先生便帶上這些年來的研究資料、知識、經驗和幾位願意吃苦，不計較的合作者回到老家潮州，重新開始，設立凱普公司。
班師回「潮」 取得首個藥證
到了潮州，公司地方淺窄，百廢待興。就憑着幾十個員工齊心合力，公司管理妥善，經過幾年努力，終於在2006年拿到第一個藥證——HPV（人類乳頭瘤病毒）病毒檢測試劑。HPV是誘發女性子宮頸癌的元兇。根據香港衛生處2012 年的資料顯示，子宮頸癌在全球最常見的女性癌症中居第4位，至2014年，子宮頸癌在香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中居第8位，千禧年後，新症個案更有上升趨勢，不容忽視。管先生在十多年前已有先見之明，着手研究檢測產品。然而HPV病毒種類繁多，為求增加檢測準繩度，凱普帶頭推動分型檢測，採用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低密度基因晶片和導流雜交技術，一次檢驗覆蓋
98％以上臨床感染的21種HPV病毒，更可精確至單一或多重感染，希望潛在病患及早接受檢驗，便可爭取更多的治療時間。
近年內地才引進HPV疫苗，比香港足足晚了10年之久，但檢測技術卻後來居上：「大陸20年前細胞檢查較弱，10年前已經超越香港，開始用分子檢查，加上大城市迅速帶領，普及度高。由於國家衛生部門的配合，HPV檢測產品於2007年正式銷售，整整10年間，增長40倍，銷售額接近4億。加上大規模的學術推廣，全國市場佔有率已經達20-30%。」管先生道。
十多年來，國際國內，凱普HPV技術產品發表的論文多達300多篇。凱普團隊作實驗臨床比對，扎實的科研基礎確立我們產品的地位，也是醫院醫生的信心來源。管先生感嘆這一切來之不易。笑言凱普已在HPV病毒分型檢測行列中手執牛耳，他說：「在HPV的檢查上，我們的產品首屈一指，可以說是『世界看中國，中國看凱普』，這是很大的變化。」去年年底，凱普獲中國18屆專利評獎的專利發明金獎（全國金獎一共20家，廣東佔4家，其中有華為、中興），管先生悠然自得：「那是國家級最高獎勵，我們當然十分自豪。」
推而廣之 履行社會責任
淺嚐成功滋味，管先生思前想後，在公司財政拮据之際，毅然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掏出1000萬人民幣支持子宮頸癌發展工程及研究普查。2009年，凱普配合國家衛生部和中國醫生協會，給全國15萬位基層醫生開辦多達600場關於下生殖道感染的培訓。」據管先生憶述，當時凱普雖然並未真正賺錢，卻沒有就此打住，反而更進一步，帶頭展開農村婦女篩查。
在多年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帶頭履行社會責任，絕不容易，管先生憶述道：「當時投入很大，說實話，我一定有猶豫，開始時也不是很支持。不過衡量過後，一為帶動市場發展，二為幫助社會，故十分支持。」此後，凱普獲中國醫師協會頒發社會責任獎，並因此獲得全國婦聯頒發《慈善楷模獎》，社會各界評價甚高。
轉戰香港 望突破困局
面對凱普在內地市場的空前成功，管先生又決定再重新開闢香港市場，他剖析道：「在大陸成功很大程度上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對新技術的重視，加上市場龐大，去年做檢查的人超過300多萬，在廣東省醫院，一個月可以完成幾千個檢查。外銷出口卻不足3%。現在，在大陸做HPV檢查十分普遍，香港則以抹片細胞檢查為主。相較之下，香港市場較小，而且對新市場不敏感，不容易接受新事物。」這也是香港的第一瓶頸。管先生慨嘆大眾先入為主的習慣，錯過了更適合的產品和服務：「醫院推廣就等於好？香港這些年來習慣了細胞檢查，不願意嘗試和接受其他的檢測方法。不怕買貴，最怕買錯，有時候我們心裏也覺得很痛苦，為甚麼好的東西，不得旁人的理解和接受呢？」
即便如此，管先生仍然回過頭來投資香港，開設檢驗所。管先生指香港的醫療專業和研究人員比較嚴謹，希望把這樣的作風帶回大陸。「我們重視質量，也提出良心品質，十幾年來信譽良好。現在我們在北上廣等近20個城市都設有實驗室，當中的制度管理和質量要求，依然採用歐盟標準和參考香港管理經驗。希望香港變成大陸的範例，兩地吸納互補，打破香港短板困局。 」
雖然香港市場小，新技術的普及也相對較晚，但也有值得做的範疇。目前香港的檢驗所為東南亞服務，一些除了公立醫院和大學醫學院能拿到的檢查，凱普也能佔一席位。凱普在深圳成功上市，將來如何發展，管先生早在3年前已着手安排。「公司在廣州已有50萬尺的生產培訓基地，也是國家專項的生物研究基地，國家無償付 1600多萬人民幣。新基地第一期的規模能生產5000萬人份的試劑，預計5年內生產量可擴張至 1億人份。」
關注新生兒童 領導產品轉型
新基地的成立，凱普乘勝追擊，開發更多檢測領域，望突破自身產品單一化。近年，凱普主力研發新生兒童遺傳病的檢驗，例如地中海貧血、耳聾易感基因以及其他國家規定六種缺陷的基因檢查。「我們多做先天性的疾病預防，陸續得到的藥証有十多種。另外我們會做腫瘤檢查，通過驗DNA進行癌症診斷，成立腫瘤中心，我們有信心在未來3-5年成為檢驗行業龍頭之一。」
科研技術日新月異，要結合外來經驗並不足夠，在管先生看來，要懂得切合社會習性和需要，切忌直接搬字過紙，才稱得上是成功的移植。「凱普成功至今，其中一個可貴的特質在於我們沒有盲目跟從歐美發展，反而超越他們的不足。分析指，就生物科技而言，中國比歐美差不了多少，中國大的三甲醫院技術與美國同步，甚至比香港的醫院和醫生用的方法都要先進。 」
管先生曾說，企業成功在於資金和人才：「我們的首席科學家是中山大學的博士，畢業便加入凱普，工作十多年，一心一意，沒有跳槽，公司也比較穩定；後期培養的學生和技術人員比較能熬，按部就班。」目前凱普有超過100個博士和碩士，主要做研發的技術人員有200多個，可謂人才輩出。除了人才，股東的支持更叫管先生感動不已。他坦言：「公司開業多年，虧損不斷，股東體諒，一直沒有離棄；即使到後來漸見起色，17年來沒有分紅，股東還是跟我們一起熬日子，忍辱負重，實在感激。」科研與燒錢貌似是分不開的，遙想當初回潮州的決定，管先生搖搖頭道：「潮州的人工、廠房便宜很多，如果當初生產和科研基地設在香港，一定沒有今天的成就。你現在要我重新開始，我是斷斷不敢重來一次的。」
認識問題 寄語年輕人冷靜思考
說來有趣，管先生並非理科出身，卻篤志打下科研江山，叫人佩服。問及背後的動力，管先生的答案絕對比一眾創業者的口號更令人眼前一亮，他說：「我喜歡讀西方哲學史，喜歡亞里士多德，更喜歡康德。我看問題比常人遠些，深些。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以前落後與幾百年科學落後有關。國家進步不能只靠抄襲，不能做些被人淘汰的事，要靠科技創新。」
管先生並非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美國十年前也可以發展生物科技，參考他國例子，管先生得出不一樣的見解，他道：「美國剛開始有生物科技公司的時候，90%以上都是賠錢的，存活率低，現在真正能賺錢的也不多，我想中國要在這方面急起直追，也不是不可能。」
要急起直追，管先生身體力行，笑言自己要多補習，他說：「記得中學時期，我也十分喜歡生物課，當知青上山下鄉時，我更是『赤腳獸醫』呢！隨說不上專業，但也懂一點皮毛。其實科學並不複雜，可以很簡單。有的人總是擔心科技發展太快，威脅自身，甚至有朝一日控制人類。」管先生寄語年輕人，與其擔驚受怕，倒不如思考人與虛擬世界乃至新人類的關係。反正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帶來不可逆轉的變化，若說科學技術是人根據自然實際、自然規律創造的結果。人認識了自然規律，認知科學與技術，就可以當科學與技術的主人。人要避免的是不要當科技的奴隸，商品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