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隨家人從上海吳淞港坐輪船到台灣。那時13歲。再回去時，已是39年後的1988年。我已經在美國教了24年書。那年5月，從威斯康辛飛到第一站北京，在北大、清華與社科院做了演講後，飛到上海，在交大和復旦做了演講，也參觀讀過初中的復旦中學。
「五校一家，飲水思源」
回想起來，1948年我在上海徐家匯的復旦中學讀初一，每天早晚兩次經過交通大學。小小年紀看到那宏偉的校門及門前那座雄壯的石頭橋，心中常想：如果有一天能到交大讀書該是多大的驕傲。可惜1949年（13歲時）就離開上海到台灣，永遠失去這種可能。
居然20年前出現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加州交大校友會邀請我去那邊做一次演講。2003年10月底接受邀請，從台北直飛矽谷，做了一次60分鐘的「餐後演講」。往返23個小時，什麼原因驅使我去做這場義務演講？答案是交大邀請函上醒目的8個中國字：「五校一家，飲水思源」吸引住了我。
三個和尚挑水沒水喝，交大居然能結合分散在大陸四地的交大與對岸的新竹交大在美國結合成「五校一家」，令我這個「非交大人」既驚訝又興奮；「飲水思源」更令這個一生漂泊的知識分子感到既親切又震撼。「漂泊」就是遊蕩在「落地生根」與「落葉歸根」之中，「思源」則不論身在何處，不能「忘本」。
在矽谷聚餐會上看到300多位校友相聚的熱絡，以及很多鄉音。我終於看到在台北看不到的這一幕。在當前「政治正確」下台北所築起的那道「冷漠之牆」，不可能持續很久。
做了新竹交大「一日校長」
2010年4月又出現「交大緣」。應當時新竹交大校長吳重雨邀請，擔任虛擬的「一日校長」，我曾以那個身份寫過一篇短文，呼應吳校長對交大人的期望，也表達他對交大的貢獻。
我讀的是經濟，最關心的是教育。講授經濟是我的專業，討論教育則是我的偏愛。社會上的貧富差距使我憂慮，知識差距則使我心痛。
早年讀完哈佛前校長伯克（Derek Bok）着述的《大學教了沒》，我完全同意他的教育目標。即使當大學教育一天的領航人，我會花最多時間與教授們下定決心全力培養學生們能擁有伯克校長所倡導的8項能力。綜合起來，它包括了：表達（文字與語言）能力、思辨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就業能力與迎接全球化社會能力。此外，也要培養廣泛的興趣與履行公民的責任。
當年輕人走出家鄉，融入世界時，或走進社會，自我奮鬥時，就會立刻發覺這些能力的重要。
在這一時刻，年輕人也許會出現3種思慮：
（1）「往哪裏走」比「從哪裏來」更重要。
（2）「要做什麼」比「學過什麼」更重要。
（3）「勇敢嘗試」比「安分守己」更重要。
知識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交大人」都是理所當然的「知識工作者」。年輕時，我們都背誦青年守則，知識工作者需要「守則」來約束嗎？我一生重視紀律，也嚮往創意；中庸之道是提出8條「自我要求」：
基本要求：
（1）不斷的自我超越，是不被淘汰的唯一保障。 「學（習）力」勝過「學歷」。
（2）要有能力「講」明白，「寫」清楚、「聽」進去。
工作要求：
（3）擔任的工作要圓滿完成。
（4）對整個組織的績效要有貢獻。
公民責任：
（5）對事注入創意、對人絕不歧視、對弱勢體愛護。
（6）遵守個人倫理規範與社會責任。
（7）不論工作或生活，節約能源。
自我保證：
（8）「終身學習」變成終身實踐。
豪情與壯志是「交大人」的DNA。歷史的光彩與社會的期望都照射在你們身上。在這心智開放的大環境中，發揮抱負熱情地留下來深耕本土，或者勇敢地走出去開疆闢土，把你奉獻的社會在世界地圖上發光；這該是交大人的自我期許。
在上海交大看見李政道的貢獻
「只要你活得久，美好的事就會發生在你身邊。」1990年代初在美國教書快退休時，好幾位友人告訴我這句話。此刻2023年5月，真的「美好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新冠疫情解封後第一次出國，5月22日8位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同事們，從台北飛到上海，參加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高希均閱讀空間」的揭幕。
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榮譽。當我在大三學生時，最令我們興奮的新聞是兩位留美的年輕物理學者李政道（31歲）和楊振寧（35歲），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在那個相對落後的台灣社會，帶給年輕一代的中國學生空前的鼓勵。此後成千上萬的中國留學生到美國讀書，李、楊學術上的輝煌成就一直引導着他們。
在這個以「李政道」命名的研究所中，兩位交大的傑出校友（1985年）曾煒、楊振宇伉儷捐建研究所4樓冠名為「高希均閱讀空間」，給了我相識20餘年來的最大驚喜。這對既有才華又熱心公益的夫婦，真是出色的「交大人」。我們在台北與上海一起倡導相似的觀念，合辦過雜誌與研討會，更持續地共同努力，推動兩岸的交流、合作及和平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