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的疫情風暴，掀起了一場工作形態革命，在辦公室上班已不再是必要條件。網絡世代憑藉他們對科技的掌控力，似乎佔有很多優勢。然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觀察到，很多年輕人受到的待遇、向上流動能力不升反跌，「他們不敢想像未來，很大程度因為貧窮限制想像」，她和研究團隊在最近發表的《最低工資有幾低？貧窮新一代的就業困境報告》中這樣說。
她坦言，社會對貧窮人口的想像局限於長者、新移民等群體，卻忽略了年輕人。回歸25年來，情況愈趨嚴重，例如就業前景與大學生的期望有落差，他們的工資長期維持在1萬多港元，卻要頂着大量壓力，長時間工作。四成接受研究團隊訪談的青年自認貧窮，社會需要聆聽他們的聲音。
好多嘢achieve唔到。時間上很難擠出時間嚟追求自己嘅興趣。
依家係忙到連自己煮餐飯嘅時間都無。
── 受訪者之一
出身名牌大學 長工時也甘願承受
大眾長期忽略年輕人的需要，記者認為與長輩預期不無關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是上一代許多的座右銘，但吃了苦，真的能夠成為人上人嗎？潘教授形容，年輕人不習慣對長工時的不滿宣之於口，是因為被上一代「向上流動的故事」所影響，以為「只要肯搏，就會有好前途，過幾年就可以成家立室，享受小中產的生活」，但現實卻是工資升幅緩慢，長時間工作得不到合理回報，支撐他們的美好想像變得愈來愈模糊和脆弱。
起初潘教授認為他們要有中產水平（約2至3萬元）的薪酬才願意加班，事實卻驚人地相反。以服務業、飲食業和文化創意行業為例，大多數受訪者由早上10點「直踩」到晚上9、10點，中間欠缺休息等安排，即使工作要求高，他們卻樂意為之；當中更不乏名牌大學出身青年的身影。
年輕人願意接受這樣的條件，不只盼望回報，亦盼望「自由」，這是團隊從許多受訪者得出的答案。潘教授指出，許多人工時長不單因為加班，而是同時在做好幾份工作，甚至捱夜完成客戶交託的任務，如平面設計、攝影等。「這反映年輕人的工作形態已改變，為求掌控安排個人生活的權利，他們情願當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或斜槓族（Slasher），也不願意被老闆任意差遣，認為自主性更大。」
她表示，雖然斜槓族為自由付出龐大的代價，作為長輩還得尊重他們的抉擇。
躺平真好？香港青年只能口頭發洩
潘毅教授是研究中國勞工問題多年的專家，她發現中港兩地年輕人面對差不多的窘境。近年便興起一股「躺平」風潮，「很多年輕人覺得累，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家庭可以支撐他生活一段時間，他便會回到老家躺平。但香港的青年，包括來自中產家庭的，卻是沒有條件躺平，只能口頭上發洩一下。不是說躺平好，只是在描述香港青年面對的難題。」
同樣地，中港兩地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規模愈來愈大，愈來愈多「炒散」、不講求勞動關係的工作出現，但政府對這一類的工作和年輕人保障不足，只是保障穩定的工種和大企業的僱員。「上司很常用一個message來交待工作任務，沒有問題還好，一有問題什麼保障都沒有，完全依賴僱主和僱員之間的信任。」
她憶述，以往幫助富士康工人爭取權益，「因為工廠規模大，資方也被迫走出來聆聽工人的聲音，將年輕的實習員工撥入勞工保障範圍之中。」投身小型初創公司的年輕人，因為形單隻影，景況更加淒涼。但至少，跟香港的待遇情況比較，內地的政策仍有一定值得參考的地方。她解釋，「《勞動合同法》中明文規定要給予加班費，平日有1.5倍，周六日有2倍，公眾假期有3倍；但在香港卻完全沒有這種說法，好像薪資已預設你需要加班，所以至今仍未能就標準工時立法。」
「上樓」若放願望清單 生活素質難改善
長工時和低工資已成為困擾包括年輕基層勞工的夢魘。她強調，團隊一直希望推動標準工時立法，藉此推動各行各業將僱員加班費算進成本中，否則，年輕人無法向上流動。潘教授指出，「他們多年來的薪酬加幅一直都偏低，必要支出卻愈來愈大。若將『上樓』放進願望清單，工資對改善生活素質的幫助真的不大。」
團隊引用政府數據顯示，1995至99年出生的大學畢業生，在20至24歲時平均月入是18000元（以2018年價格計算），反觀生於1970至74年的青年，在同一年齡段，平均月入達到19400元，當比較25至29歲的階段，平均月入更達到26500元，冠絕其有數據可比較的後輩。至於研究團隊在今年3月發表的報告更發現，參與深度訪談者的月入中位數為15200元；四成五問卷調查參與者表示平均月入低於6000元，他們大部分是兼讀兼職青年，薪酬水平完全跟不上生活成本增幅。
據他們調查，青年的個人月均生活支出為16789元，扣除教育開支約14894元，若按一個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時計算，基本時薪水平要71.6元才能滿足生活所需，這個數目被不少傳媒質疑是否過高。
香港是發達社會 青年要求不過分
潘教授解釋，雖然他們三餐多不在家吃，數目其實不高。「他們每天早餐大概花20元，吃不了多少東西。很多都睡到last minute才起床，買個麵包上班。甚至一日只食午餐。」雖然他們可以在家吃減省晚餐開支，但不少受訪者因工時長而無法吃住家飯，尤其是飲食業多數在接近午夜才落場，回家後便煮公仔麵聊當晚餐。
她坦承，青年在聚餐和娛樂的花費有點高，這是由於他們社交需求大。只可惜，香港缺乏廉價的社交活動及空間，加上娛樂方式少，如時下流行的火鍋、放題餐廳容許逗留較長時間，給他們聚舊聊天的機會，那200多元的餐費便在所難免；即使看電影也要價約100元。「香港是一個發達社會，這些開支十分合理。若果他們一個月看不到一兩套戲似乎又講不過去。這是上一代較難理解的。」
更甚是，許多受訪者形容自己是「精神貧窮」，因為發展空間少，缺乏社會關懷。「如果我不移民，在香港有什麼發展機遇？」「工作壓力大導致胃痛，能否向上司告假？」「大學畢業出來打工，能否做到每月給父母數千元家用？」種種問題都在困擾他們，與其說這是進步的原動力，潘教授表示，從訪談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挫折，社會沒有給予他們充分機會改善生活。
減少挫折 多給進步動力
那麼從何入手幫助他們？潘教授指出，一方面香港企業需要改善它們的人力資源制度，另一方面香港政府需要認真檢討整個勞工政策。她觀察到，若僱員留在一家公司，每年工資升幅僅有3至4%，這會「引導」他們「跳槽」到其他公司，以獲取更高的升幅（約10%）。這種現況無助於企業穩定性和挽留人才，以及讓年輕人累積足夠經驗升遷，提升他們的待遇和社經地位。
再者，香港政府不乏資源和政策鼓勵僱員進修，偏偏卻欠缺完善的基本勞工保障，尤其是失業保障制度，比內地和亞洲不少地區落後。不少人認為失業援助金會養懶人，縱容青年不找工作，但她反駁指這是一大謬誤：「許多地方的援助期都是有限的，通常是3個月，最長6個月，期間受助人需要證明失業有理由，大眾無須過分擔憂。」
相反，這是維持勞動市場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避免失業人士落入無助的狀態。加上不少年輕人希望跟貼時代的步伐，繼續進修及投身其他行業，但囿於生活所需，他們或被迫接受自己不喜歡或人工偏低的工作。若有援助金支持，他們可以有充足的空洞期探索自己的志趣。「失業保障與綜援不可同日而語，這種論述是不健康的。這不單能保障年輕人長遠發展，也是在保障整個勞動人口。」
讓年輕人重拾盼望──潘毅教授專訪 2-1
延伸閱讀：〈專訪潘毅教授：只有願景 不能解決青年問題〉（潘毅教授專訪 2-2）
潘毅簡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講座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1990年代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學士、香港大學碩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是國際知名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學者。2006年憑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成為首位獲得C. Wright Mills Award的亞洲學者；另一著作Dying for an iPhone亦被譯成多國語文，深受學術界重視。20多年來，潘教授走訪內地不同城市，探討農民工等問題。2010年她與其他學者組織調研團隊，深入研究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近年則研究香港的基層生活及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