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班子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監誓下完成宣誓，正式展開五年任期，早前林鄭月娥形容新團隊熟悉政府運作，是「實幹型團隊」，但外界卻質疑新班子多是政務官出身，兜兜轉轉又回到AO治港，政圈亦流傳林鄭組班困難重重，最終只能在政府內部選擇。第一代特首董建華於2002年7月1日推出高官問責制，原意是讓特首可以組成自己的夢幻團隊，施政起來如臂使指，但15年過去，是否達到原意，在政治委任制下，林鄭新班子又會面對什麼困難？本社專訪第一代的問責局長馬時亨，探討問責制運作及新班子可能遇到的挑戰。
有人認為問責思維在董建華年代之後消失了，馬時亨不認同：「不可以說是名存實亡，不是出來辭職才是問責制。」他解釋，問責制精神不止於道歉，而是向市民負責。
私企政治大不同
曾在商界打滾多年，後來加入政府的馬時亨比較在公私兩個領域工作的感受，「在私人企業工作，就算你做100件錯事，只要做對一件事，令董事、股東有利便不成問題；相反，問責官員的壓力很大，服務對象是包容性極低市民。如果100件事中，有一件做錯，已經要落台。」聽來似乎壓力甚巨，但馬時亨不忘補充，在政治工作獲得的滿足感、回報也不同，在政府、公職的開心回憶，現在仍清晰記得。
在英殖年代長大的馬時亨，認為殖民地年代的官員比較保守。在問責制下，萬一出現什麼意外，官員都會盡快出來解釋，與市民溝通；相反，私人公司或許可以冷卻多兩三天。現在官員要求多與市民溝通、解釋施政理念、政策的前因後果。過去十幾年，與市民的溝通有進步，但董建華、梁振英兩個時代不可公平比較，畢竟環境、情況不同。
初哥觸礁 焉知非福
在立法會、傳媒監察下，若問責官員不履行責任，民望就會低，故他們的政治敏感度愈來愈高。他引述自己經驗，「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剛開始時我的分數是整個問責班子中最低，只有30幾分，但離開時有64分。仙股事件發生之際，我尚是政治初哥，不熟悉政治運作，不知立法會議員脾氣，不知市民想法，不熟傳媒的監察，但要blessing in disguise（禍兮福所倚），愈早受到挫折，就有如當頭棒喝，愈快可以從中學習。」
傳媒是第四權，監察社會與政府，那麼為什麼高官要與傳媒打好關係呢？馬時亨認為一個政治人物不可能靠個人接觸到全港市民，所以要靠傳媒把訊息傳遞予市民。有官員曾提出視民望如浮雲，但馬時亨笑言千萬不要相信，民望就是官員的成績表，正如不會有人想在考試考第尾，如果有責任感的話應該會很緊張。
馬時亨重申自己支持問責制，其好處是吸引有專業經驗的人士入政府。「當然，由公務員轉變成問責官員，當中的例子有成功亦有失敗。」被追問到誰人成功誰人失敗，在官場打滾多年的馬時亨笑言不會開名，相信聽者亦心中有數。雖然不肯和盤托出，但他樂於分享自己的觀察：「成功者多是溝通能力高，遇到重大事件時會盡快出來解釋，不是縮在後面；不是只躲在書桌後面做事，不擅溝通者難以達到政治目的。」
成功之道貴乎溝通
談起溝通，現在的司局長似乎有個趨勢，就是寫網誌，馬時亨當然有留意這現象，但他相當自豪地說自己開創先河，「當年未有網誌，我是第一個局長寫稿，投到報章專欄，求傳媒刊登。」政治的生態是去推銷自己，在這方面，馬時亨是第一人。
說起政治制度，馬時亨指出香港不同於新加坡。獅城的政治制度是所有官員經由選舉產生，所謂MP（Member of Parliament），真的要落區爭取足夠選票，才可以做部長執政。而香港的做法有點像美國制，由特首委任官員為局長，不需要透過選舉產生。既然可以選擇，特首自然會想找精英入閣，這些人都要有條件盡快適應政府運作。「問責制運作至今15年，相當成熟，由當初局長孤身一人，到現在有副局長、政治助理，亦發揮培養人才的作用。」當初隻身走入立法會的馬時亨，很羨慕今天的局長至少有兩位護法伴左右。
舊時熱廚房 今天變火場
不過，是否正正因為政治敏感要求高了，令新特首組班有困難，有能者不願意加入政府？馬時亨打趣說道，「2002年時，由外面入政府的人多，梁錦松和我更是減薪入政府，現在不是沒有，但可能比較難。正如陳智思所言，以前只是熱廚房，但現在是火場，需要受過消防員訓練。」事實上，當時的政治生態與現時亦大相逕庭，至少立法會沒有拉布，局長亦不用在立法會坐十多個小時聽鐘聲點人數，「有為官的朋友跟我說，現在感覺有點無奈，像是在磋砣歲月。的確，很多人都想服務社會，同一時間要放棄這麼多東西，最後替香港做到的又有多少？難免會懷疑，像麥齊光有『舊帳』在身的，稍為行差踏錯，亦不會獲得寬恕」，他總結一句：「今天特首組班，不理姓什麼，都比15年前艱難。」
現在的問責局長，予人一種不需要問責的感覺，正如當年有個笑話：「這個制叫『問責制』，有了這個，你可以不斷向它提問、向它投訴……什麼？會否跟進？嘿……當然沒有！它是『問責制』，不是『負責制』！」馬時亨當年尚會對住鏡頭作90度鞠躬道歉的身影，近年亦不復見。在政圈浮沈多年，馬時亨明白真心是很重要，而不是硬銷。
近年政府與立法會的關係惡劣，但2007年馬時亨離職時，余若薇和單仲偕、獨立議員詹培忠、自由黨及民建聯等均指他具有辦事能力，能聽取不同意見，對他離任表達惋惜。現在的局長若是離職，立法會議員沒有批評，已是相當不錯。「當年與湯家驊討論《競爭法》時，我們互相尊重；卿姐（劉慧卿）雖然十分惡，鬧得我不似人形，但大家儘管政治理念不同，都是互相尊重的，欣賞彼此在自己崗位都做足功課。」馬時亨憶述與議員的關係時，不期然流露出自信的微笑。「為官之道：溝通。但是真心的溝通，不是命令，而是解釋，拿出來談。那麼即是反對一件事，亦不會針對個人。」在馬時亨眼中，永遠沒有反對派。「對我而言，個個都是朋友，不代表認同他的說法，至低限度，我的眼鏡是沒有顏色的。」這是馬時亨為官哲學，也是他擔任港鐵主席的哲學。
新政府三大挑戰
現在不是2007年，「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高官人選十年人事幾番新，新班子的難題處處，未來五年要交出什麼功課？又有何難題要面對？馬時亨列出三點：
「第一，組織強勢班子。正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一定有人做，找人不難，但尋得最好的人才就有困難。」馬時亨認為，尤其在今天政治生態，市民對政府表現相當不滿，信任度亦低，唯一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就是施政上交出成績，所以新特首要組個強勁班子，贏回市民的信心。
「第二，修補撕裂。」馬時亨坦言這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不少政治分裂，核心問題是經濟問題。」包括年輕人，不是對政治本身不滿，而是因為無法置業、無法上流，最後出來的就是社會問題。新加坡社會問題小很多，因為有公屋政策支撐着。
銀行界出身，掌管過香港財經、庫務、商務及經濟發展的馬時亨不談理論，直接以數字來說明，「我剛剛出道時，月薪是$1600，當時一個月人工可以買到7、8呎樓；現在大學生如果有$16000元，對不起，1呎也買不到。44年前，當時的AO月薪是$3000，現在是$49000，相差16倍，也只是買到2呎多，以前買到十多呎的。再舉一個例子，當年在中環食一頓有魚有肉的飯只需$5，現在同一頓飯大概$300左右，相差60倍。這些例子說明了一切。」在他眼中，購買力下降，物質要求高了，作為年輕人若沒有富爸爸，就會質疑社會，感到沒有希望，社會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
「第三，創新思維。」由經濟衍生出來的政治問題，始終要經濟手段解決。馬時亨呼籲新政府需要有新思維，「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17％的金融業，成為新加坡的假想敵，一直想超越香港。佔GDP 5%的旅遊業也不是高技術勞工，連帶的其他工種也不是高薪，影響年輕人上流力。」面對這窘境，這位前局長五年前向特首梁振英建言，認為香港要學瑞士。瑞士既有金融、銀行業，工業有資訊科技、食物、藥廠，產業相當全面。但他同時承認過程不容易，「首先要再工業化，要土地政策配合。而時香港租金昂貴，人所共知。」
講到大片土地，焦點落在落馬洲河套區，「河套區計劃由我做商經局長開始談，到去年才落實計劃，到真正完成又是十年。現在人家在駕法拉利，我們駕單車，以前也是車與車比較，現在……」馬時亨一聲苦笑。
馬時亨點出了問題，但畢竟不是當權者，問責制如何走下去，香港政治人才從向而來？能否組個強勢班子、修補撕裂、以新思維解決問題，端看新特首及其新班子的魄力。
馬時亨個人簡歷
現職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主席、富衛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 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董事及中糧集團外部董事。 有豐富財經金融事務經驗，曾於多所本地和海外銀行、 金融及其他機構任要職， 亦曾任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2009年獲頒授金紫荊星章，於2010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