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由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專業委員會主辦、We Like HK 協辦及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專業委員會為支持機構的「回歸二十年 領袖新思維」論壇於6月10日舉行，現時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分享其領袖思維及心路歷程，以下是他當天的演講內容：
今天的題目是「領袖新思維」，我未必是個領袖，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思維」。
可能在座也有部分人知道我的故事，那也跟新思維有關，當一個人沒有選擇，就會產生新思維。故事如何開始呢？雖然表面上不像，其實我是一個長期病患者，現在情況已經好了許多，只是三個月看一次醫生，每天吃七種藥。我在18歲那年患上了非常罕見的病， 20歲前做了三次搭橋手術，早前又做了「通波仔」，不是心臟有問題，而是血管。這個病也影響到腎臟，自18歲，我的兩個腎都只剩下一半功能。正因如此，其後走過的十年歲月，非常難過，但對新思維而言，是一個很好的背景。
即使我已完成三個手術，醫生仍說我很大機會要開始洗腎，如果病情繼續惡化，兩個腎都會失去功能。當時我只有20歲，雖然也不是很清楚何謂洗腎，但大概也猜到，而且知道一個星期要去三次醫院。你可以想像嗎？一個年輕人，聽到這個消息，應該如何面對？一開始，我選擇了逃避，過了幾年，又開始埋怨，覺得身邊的人都是壞人，包括上帝。很幸運地，十年過去，我突然接受了現實。很多人叫我去醫院開解那些病人，但事實上，這是沒有捷徑的，不是開解完了就突然可以接受，還是要自己走出來，問題是走得快、走得慢還是走不出來。我很幸運，能走出來，過程當中也獲益良多。
藝術訓練 有助創意思維
說起新思維，大家也知道，其實我大學是讀藝術畢業的，不是我選藝術，而是我根本沒有選擇。當時我生病，在醫院渡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以為我還可以回到大學讀書，趕得及四年畢業，我當時就在想，有甚麼課程我可以讀，但不用回學校上課呢？有了，那是畫畫。我以為我的病很快會好，於是我就讀了一個畫畫的課程，誰知道，我一個學期上課，另一個學期就在醫院，過了三年還是這樣。最後，當我可以全年回去學校上課，我發現我修的藝術學分跟我本科經濟修的學分一樣多。30年前，如果父母知道孩子讀藝術去了，可能把他砍了，幸運的是，我的父母說只要平安回家就已經很好了，讀甚麼都不耍緊。所以我那時就要選擇，讀經濟，還是藝術。雖然我知道自己回港後肯定會做生意，但我又覺得讀藝術也很好，於是就選了藝術，即使我一點天分也沒有，只是一個插班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同屆畢業的人有七個，除了我，其餘六個同學都很有天分，即使沒有天分，也經過了幾年的準備，而且他們都有各自的專長，不論是陶藝、雕刻、攝影、畫畫或是多媒體。讀藝術不同於其他科目，不是交論文給老師一個人批改，而是同場展示各人的作品，我很快就知道我會被比下去，所以就要想新的方法。第一，千萬不要做別人在做的事，嘗試之下，我就選了點畫，但這太費時，畫一張要三個月，我是不可能畢業的。於是我把作品尺寸縮細，棄用塑膠彩，轉用墨水筆，再從彩色轉為黑白，用黑色紙，點上塗改液，以節省時間。沒有人讚我的作品很漂亮，但他們都說很有趣！我覺得我已經突圍而出了。
我讀了藝術，但我並沒有成為一個藝術家。其實大學本科跟工作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大學教了你基本的技巧，讓你應用在工作中。我在大學學的是創作，而我現在也經常用到我的創意思維。
香港回歸20年，但我20年前沒有參與任何公職，跟香港的普通市民一樣。直至回歸後，選第一屆立法會，有個保險界功能組別的職位，因為當時只有外資保險公司的代表參選，沒有華資的，所以有人邀請我當時的老闆參選，他卻建議我一試，即使我當時不懂政治，也不懂保險。因為年青時的經歷，我本着一試無妨的心態答應，還記得當時打電話向保險公司的行政人員拉票，幸好當時的香港市民對政治的認識不多。還記得當時遇上一位法籍總裁，他是讀政治的，他問我如果業界和市民發生衝突，我會站在哪一方。我自信滿滿的說，我當然會為業界的利益着想。然後，他給我上了一課政治，直至現在，我也會反思，到底我作為立法會的成員應該為了誰的利益？選舉當然緊張，我當時只以十票險勝，因為業界的選民不多，我不懂保險，既是我的弱點，也是我的優勢，因為我在業界沒有生意上的競爭對手。
當選後，我才意識到，我真的要成為一位政治家了。可幸的是，當時市民對政治不太熱衷，我有更多時間學習。只是上任不久，便迎來了1998年的金融風暴。過往十年，我們在立法會遇上了不同的新挑戰，例如禽流感、沙士等，每次都要用新的方法解決問題。有一次，范徐麗泰說要給我一份「優差」，因為我是當時60個議員中唯一的藝術畢業生，她讓我為立法會找一個標誌，前提是所有議員要一致通過。要取得所有人的共識並不容易，但立法會還是有了現在的標誌。可見從前所學必不會浪費。
這19年來，很多前輩幫助過我，當中我最感恩的是李家祥博士。他邀請我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榮休後讓我接任主席一職，當時我不但不熟悉社工界的事務，甚至對香港也不是太熟悉，好像經常看到，卻不認識。社聯有四百多個不同的社工組織，接觸到社會每個階層的人士，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與社聯有關。然而，我接任後，才知道社聯當時正面對很大的衝擊。其一，由於金融風暴，政府財赤，削減社福開支，包括「一筆過撥款」等政策帶來了很大影響，王䓪鳴女士、吳水麗先生、吳克儉先生三人寫了檢討報告書，以對組織進行改革；其二，社聯前行政總裁許賢發先生榮休，社聯需要一個新行政總裁。這個機遇實在十分難得，因為社聯已經順利運作了好幾十年，要是沒有遇到這些問題，根本就用不着新思維。
我一開始在社聯進行改革或會受到質疑，社福界不希望引入太多商界理念，因此我最大的困難是令大家信服，讓我幫忙解決問題。「商界展關懷」是我的構思，目的是舒緩社會的「仇商」情緒，計劃開始至今已有十多年，參與計劃、回饋社會的公司從200多家增至3000多家。計劃的重點是商家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參與義工活動，並且互相交流。我個人認為香港社會的問題，在於各界別不願意互相了解，而活動正好能夠解決此問題。在未有這個平台之前，商界參與慈善就只是寫支票捐錢，公司職員不知道公司的善舉，受眾也不認識捐款人，但「商界展關懷」讓商家參與更具影響力的慈善活動，唯有透過直接的溝通和認識，才能減少界別間的不信任，不只為了籌錢，更為了大力推動商家參與社福事務。社福界是否人人同意我不知道，但至少管理層是贊成的，引入不同財源及資源。
游走不同界別 演繹平衡角色
正是因為認識不同人，政府才邀請我加入不同委員會。可能大家沒有留意，我是金融界出身，但全部的公職都與商界無關，官員喜歡找我做些極偏的公職。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找我去古物諮詢委員會，我說保育我不懂，他反問我不是讀藝術畢業嗎？我才發覺藝術學士學位也是有用的。（眾笑）
其實更重要是想找我在商界和保育界中做個平衡，自此之後，我都是擔任平衝角色，我認為關鍵在於是否肯聆聽不同意見者的意見。公職工作中我多是處理矛盾，我面對社福界V.S.商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保育V.S.發展（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可持續發展V.S.生態保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的矛盾，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衝，唯一不矛盾的，是高永文醫生找我做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主席。（眾笑）
不同委員會工作，都是要面對矛盾。也是香港未來如何走出這困境，林太競選期間最主要解決的就是房屋問題，這個問題說易也行，說難也行。答案其實有，只是做不到，為什麼？因為太多持份者。如何令不同既得利益者，都願意走出來是學問，但又不可以隨便叫其中一方放棄。在我眼中，人人都要妥協和讓步（give and take），包括我自己。提出解決方案（solution）很容易，但很難做。
在公職生涯中，有兩個崗位我做得很高興、也很感觸，一個是古物諮詢委員會，另一個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我中三後到外國讀書，對香港的歷史認識一般。在古諮會時常要為建築物評級，但評級本身不是目的，更重要是建築物背後的歷史。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使我認識自己的香港。過去幾十年來歷史、社區的轉變，使我對香港的認同感大大增加。
我在公職上與林太常有接觸，第一次與林太接觸，她是社署署長，我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算是直接對頭；第二次我是在古諮會，她是發展局局長；第三次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她讓我處理發水樓的問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做過三次大型諮詢，令我有些許成功感。我過去兩年主要解決香港垃圾的問題，算是做了兩年垃圾。（眾笑）
莫等迫在眉睫 才願退一步
我用兩年時間想了個解決方案，最後建議垃圾要徵費，亦帶出焚化爐、堆填區的思考，報告建議是三管齊下。我重看建議，原來在20年前剛回歸時，時任環保局局長廖秀冬亦是提出相同的意見，除了是推銷政策者不同外，沒有分別。同一個議題處理了20年，直至問題迫在眉睫大家才解決。如果要再執拗，沒有問題，只不過五年後垃圾圍城，堆填區都沒有了。
為何今次可以推出？四個字：死到臨頭。持份者在極不情願下，亦願意讓一步。
我希望持份者放棄自己個人利益，行前一步，達成共識，故新一屆政府要有新思維，不但要徵詢大眾意見，不可以授課（lecture）心態對待市民。
最後一點補充，這麼多屆政府中，我都不滿意財政司司長，我不是針對某個人。（眾笑）唐英年、曾俊華經常說一句話：「我歡迎大家給予意見。」但難道市民說：請政府增加稅項？請增加紅酒稅嗎？而往往給予夠多意見後，卻一句「對不起，這些建議不行，政府要量入為出。」
政府面對的不是不聽意見的問題，而是要多與市民互動，告訴他們現正面對什麼問題，如何解決問題？如果每個界別都在說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如何問意見？是否每事要去到最危機一刻才做，政治現實可能是，但新一屆政府希望不用去到危機尾段才處理。社會是多元化、多聲音，如何給予大家信心？最重要是信任。絕對相信，在新一屆政府，在林太領導下，要重建信任。若沒有信任，大家難以靜心坐下討論。只要有心去聆聽，一定有解決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