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李怡於10月5日在台灣逝世，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李怡晚年寫回憶錄，稱為「失敗者」回憶錄，似乎是過度貶低了自己。從他個人的聲譽及成就看，從傳統左派中學的畢業生到譽滿全球華人文化圈，以及成為香港最具影響力的政論家之一，過程不簡單，當然不是一個「失敗者」了。
1980年夏天，我正在找工作。我的中大同學、曾任崇基學生會會長的陳以衍兄離港去美國深造，介紹我入《七十年代》雜誌，代替他出任國際版編輯。當時雜誌社設在灣仔莊士頓道天地圖書公司內，在地牢闢出一角作為編輯部；另有一個小會客室，編輯部有4、5個人，感覺上是頗為擠迫的。李怡是總編輯，執行編輯是黎廷瑤兄，還有一個行政助理、一個秘書、一個兼職的藝術編輯。後來跟着李怡多年並且任執行編輯的方蘇兄，當時在書籍部工作。
初入《七十年代》，月薪是2000元，在政府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大約3500元。我們編輯在刊物上寫稿，可以有一半稿費，約1000字15元的收入，所以每月有100多元的額外收入。此外，雜誌提供午飯，到了中午約1點，大家圍在一張大圓枱，擺上筷子開飯，倒是吃得十分開心。
雜誌編輯共事
但是李怡卻甚少和我們一起吃飯。我也甚少在編輯部內看到他，他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在「外交」上，向朋友組織稿件，或自己寫稿。我估計每期稿件，編輯部的同人佔了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所有編務都是黎廷瑤幹的。在編務上，李怡並沒有什麼干預。編輯獨立選題及寫稿，每到出版前，總有很多稿件，印象中，似從來沒有開過編輯會議。
在國際上，1980年代的大事是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危機。我以不同的筆名寫了一些介紹及評論；中國方面大事是鄧小平鎮壓北京之春後餘波盪漾，魏京生已被判刑，但廣州仍見開放。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王希哲在廣州頗活躍，很多香港的知識青年去探他，他都歡迎。我亦去了他的家。他託我將他寫的4萬字文章〈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帶來香港。這篇文章後來一次過刊在《七十年代》，轟動一時。此外，我亦與王希哲作了一次長談，將訪問稿寄去英國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他們翻譯成英文後刊出。
我在大學主修哲學，副修社會學，畢業後的理想工作是希望做文化相關的編輯工作。之前亦有編輯經驗，所以在《七十年代》工作得頗愉快的，不料入去不久，股權起了變化，一年後就離開了。這方面，李怡在他的回憶錄有詳細記載，此處不記了。
工作期間，我和李怡交往不多。他是一個頗嚴肅的人，態度矜持，不輕易主動和人談話， 給人一種aloofness的感覺。我是他的手下，記憶中，他沒有一次主動和我談話，更不必說深談。唯一的一次，他和我長談，是要我追隨他的太太梁麗儀去南沙做生意，我一口拒絕了。來探訪《七十年代》的海內外朋友相當多，他在會客室見他們時，沒有一次是邀請我們編輯一起談。印象較深刻的一次是中國大陸著名報人徐鑄成來訪，那次李怡向他作了一個頗長的訪問，訪問稿刊在雜誌上。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極左思潮消退；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全面放棄階級鬥爭思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邁向「四個現代化」。這些巨大的時代變化反映在《七十年代》（1984 年改為《九十年代》）的內容上。李怡也開始了重大的認知及心理轉化：從親共的宣傳者變為自由主義者，成為擁抱自由、法治及民主的傳媒人。另方面，香港前途及主權問題浮現，麥理浩總督於1979年3月訪問北京見鄧小平，得到香港「繁榮不變」的信息回港。可以說，1980年代初期以至後期，內地的改革開放及香港前途是《七十年代》兩大主題。李怡以齊辛的筆名，評論及分析內地發展，聲譽鵲起。香港問題方面，他結識了一批自由主義學者，如徐復觀、勞思光、翁松燃等人，參與了香港前景研究社的聚會及活動。
獨領風騷的時評家
李怡自學成才，記憶力極佳，吸收力強，他的自由主義知識及素養，幾乎全部來自這些學者。我閱讀他的文章，幾乎沒有提過一本西方自由主義的經典名著。我離開《七十年代》後，轉入學術教育界，和他聯繫不多。有一些場合相遇，都是遙遠打招呼。只有一次例外，在九龍塘乘地鐵去油塘過海回家途中，碰到他乘地鐵，一起談了一會。他說剛在港台錄音完《一分鐘閱讀》，每次錄10輯等等。不過，我常常看他的文章，數十年來沒有間斷。他本質上是一個文青出身的文學人，文筆極好，文章常帶感情，又往往附以名言雋語，如奧威爾的名句「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及邱吉爾的「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標誌」等，這些名句被他引述了不止一次，亦極度增強了他文章的感染力。他回憶妻子梁麗儀的文章，情真詞懇，極為動人。但是他的政論，不論是內地或香港的評述，大致上沒有什麼真知灼見。不過，作為導引是不錯的。
李怡一生思想多變，從親共宣傳者→自由派→和理非本土派→勇武本土派──最後傾向港獨等。老實說，當年《七十年代》工作時，他向勞思光及徐復觀等學者吸取養料時，我就覺得沒大不了。對於一個左派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可能覺得進了一個新天地，我從中大哲學系出身，勞思光及徐復觀根本就是老師輩。我在中大修了勞思光的三門課，大學時代讀了他的書《新編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要義》及《歷史之懲罰》，至於徐復觀，在大學生時，我就去了他的美孚住宅訪問過他，他們的觀點早了然於胸。至於內地問題，我自有一套看法，他的評述對我幫助不大。作為時評者，李怡大致上是跟着形勢的後面，在學理根基上沒有嚴格的訓練，也就沒有堅守的價值觀，這是他思想多變的原因。
後來他的思想轉向了本土派。他最懵懂之處是支持本土派攻擊及批評民主派。李柱銘、何俊仁及楊森等人爭取普選數十年如一日，2012年爭取政改成功，普選議席增加。民主派每年辦六四維園燭光集會，點燃自由之光，贏得中國境內唯一悼念六四之地，本土派卻批為「行禮如儀」、「數十年毫無作為」，李怡不點出本土派之幼稚，反而加入戰圈，實在不智。以他的影響力，實應作為民主派和本土派的中間人，調和居中，以爭取民主運動的最大公因數。
香港自由主義傳統承傳不絕。1950 年代，有徐復觀創《民主評論》、司馬璐辦《展望》雜誌；1960 年代，金庸社評傳誦一時，創辦《明報月刊》；1970 年代，胡菊人及司馬長風等人堅守自由價值，胡菊人主編的《明報月刊》更成海外華裔知識分子筆聚之所；1980 年代，《百姓》、《明報月刊》及《九十年代》鼎足而立。到了1990年代及新世紀，《蘋果》崛起，李怡政論獨領風騷，只有在這個年代，他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時評家之一。逝者如斯，李先生，請安息吧！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