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中英在67暴動中的態度〉
67暴動爆發前，戴磊華剛好在5月3日返英渡假，警務處處長一職由副處長伊達善署任，及至6月中旬，戴磊華自英返港，警隊才重新由他指揮。戴麟趾在兩個星期後的6月尾稱病離港休假，至同年10月才返港，期間一直由輔政司祈濟時署理港督職務，並主持香港立法局會議。
香港這時候已經實行緊急法例，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可以封學校，封報社，任何時候可以進入公會、民居、商鋪，警察可以隨意開槍，甚至向人群掃卡賓槍。最恐怖的是在警署內的暴力，內臟器官被毒打爆裂致死、五官臉額被打到變形致死的不知凡幾，把被捕者倒吊、從鼻孔灌混了辣椒粉和頭髮屑的可樂汽水，在倒吊者的鼻孔塞上灌滿可樂的棉花，讓可樂汽水慢慢滲入被捕者的肺裏，等等。
戴磊華回到香港後，發現他的警隊正在使用令人不寒而慄的手段，他卻步了！
緊急法例本身是合法的嗎？
7月28日，港英公布緊急法令，授權警察無需拘捕令只有認為可疑就可以拘捕，輔政司無需作公開審訊即可拘留任何人可長達一年。
1968年1月，當時的律政司羅弼時（Denys Roberts）形容緊急法例賦予的權利是「極端和危險的」。68年11月，香港大學講師John Rear致函英國《泰晤士報》，指港府通過緊急法例，特別是第31條（警察有權任意增加被拘留者刑期），令港府針對香港人的權利形同「極權」。
68年11月，時任香港大律師公會秘書的列顯倫（Henry Litton）致函英國議員John Tilney，表示「目前港府限制香港人自由的權力，嚴苛程度是民主國家歷史上罕見的。拘留程序違反國際法庭過去多年制定的程序。」 （《67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頁127）
根據資料，戴磊華在6月中旬自英返港，7月14日返英述職，7月21日宣布以「健康關係」提早退休，無需返港。戴磊華到底有什麼病？根據半個世紀以後解封的官方機密文件披露，戴磊華因為拒絕聽從時任署理香港總督祁濟時的指示，拒絕採取強硬手段鎮壓暴動，結果被要求即時申請提早退休。
以下是《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提供的解封官方機密文件珍貴影印本：
His anxiety about the use of excessive force. I recalled his statement at one of my conferences that he could be charged as an accessary to murder.
他（戴磊華）對濫用暴力表現焦慮。我記得他在一次我召開的會議中聲明說，他有可能被法庭定罪，罪名是謀殺從犯。──署理香港總督祁濟時
警務處長戴磊華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在他的辦公室牆上高掛着他穿着警務署長整齊制服的照片，照片下面有一塊牌子，刻着一行他的格言：
BRAINS BETTER THAN BULLETS AND BRUTE FORCE
腦筋勝於槍彈及暴力
肯亞大屠殺的教訓
他為什麼會「患上焦慮症」，是否他目睹的場面讓他聯想到大英帝國在非洲肯亞殖民地的大屠殺？那是發生在1948到1960年，殖民政府為了鎮壓本地人的獨立運動，耗費5500萬鎊，死了最少11000人，包括在控制局面後處死的1090人，這是大英帝國有史以來執行的最大規模死刑。在1967年，肯亞大屠殺在英國上下官民中記憶尤新，戴磊華無法不出於本能和本職在會議上表示他的焦慮。
他還可能看到這兩個暴動的相似性。肯亞獨立運動，又叫「茅茅起義」，英國官方稱為「肯亞緊急狀態」（Kenya Emergency），舉事的反殖民主義團體稱為茅茅，成員多是基庫尤人，與之對抗的是英軍與當地親英武裝。舉事沒有得到肯亞人民廣泛的支持，還遭到了殖民政府強力鎮壓。當時殖民政府為了取得暴力鎮壓的合法性，將「茅茅政治」標籤為「不理性的邪惡力量，被衝動的獸性所主宰，受到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影響」。這一切聽起來很耳熟是嗎？
南非出生的路易絲·皮魯埃特教授（Prof. Louise Pirouet）曾經在劍橋大學任教，2012去世，在她其中一本研究非洲殖民地的著作中，針對被政治化的社會衝突總結出背後規律：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in a conflict there are two sides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and that a person who is not actively committed to one side must be supporting the other. During the course of a conflict, leaders on both sides will use this argument to gain active support from the “crowd”. In reality, conflicts involving more than two people usually have more than two sides, and if a resistance movement is to be successful, propaganda and politicization are essential.
人們經常認為，一場衝突的參與者，會形成兩個對立的陣型，一個人不是支持這一方，就是那一方。衝突期間，雙方的領袖也都基於這個論點尋求『民眾』支持。但在現實中，一場衝突只要多過兩人就會涉及多過兩個對立陣型。善用文宣與將衝突政治化，對於希望成功的一方來說是必不可少。
這句話描寫的狀態也似曾相識對嗎？1967年香港暴動涉及的陣型，是否超過兩個？有北京官方立場，有香港極左派，有英庭立場，有殖民政府，有英商集團等，是哪一個陣營在1966年已經準備把未來的社會問題政治化？是哪一個陣營在騷亂尚未開始就注意搶佔道德高地？
現在回顧1967年的香港極左派，在違反中央對香港政策而逆行舉事的同時，是否意識到面對的是一個有300年殖民經驗的大英帝國？是否從一開始就按照人家的劇本做好自己的角色，連結局與後遺症也按照對方早就安排好的方向發展──不但自己兩面不是人，香港的傳統左派也從此背上「暴徒左仔」黑鍋，從此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棍。
隨着時間過去，人造花廠勞資糾紛突然惡化成暴動的秘密也終於浮出水面。以下是自紀錄片《YP 1967》中的一個截圖，是英國政府解密檔案中的一句話，是一份無比珍貴的解密文件：
All available information suggested that the disturbance at the artificial flower works on 6th May were not planned in advance by the Rubber and Plastic Workers’ Union nor by any other organization. The rank and file had been encouraged to develop a “struggle” against the management, and what started as peaceful picketing degenerated into violence.
所有呈現的資訊皆指出，5月6日於人造花廠外的騷亂，並非由港九樹膠塑料總公會或其它組織事先策動。警隊在受到挑動下對組織展開“抗爭”，本來是一場和平罷工，由此變質惡化成暴力。
──港督戴麟趾致英聯邦事務部電報，1967年5月12日
你不知道的67暴動 6-4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