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君主立憲制與現代文明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位70年，早前逝世，很難想像一國的政治人物能在世界各地新聞頭條播了那麼久，而且絕大多數時間登載的都是正面消息。由此70年來積累下來的聲望、笑容及優雅，是她的去世會令全世界人民感到深刻觸動的最大原因。她得到多數媒體正面報道的主因，是其作為君主立憲體制的載體，英女王並不涉及國家政治具體事務決策，而這正是君主立憲制度的精粹。

英國跌宕70年君主立憲制保社會正常運作

英國首相卓慧思說「女王是現代英國的基石」。70年來英國經歷了16任首相，政府內人事變動頻繁，社會及公務員體制則穩定如常。70年來英女王經歷了邱吉爾首相引退、工黨福利政策擴張、戴卓爾夫人的保守主義改革、蘇聯共產主義崩解、新工黨第三條路線，到新世紀的反恐戰線，至加入歐盟又退出歐盟的公投；同時大英帝國退守歐洲一隅，英聯邦代替了帝國體制，到約翰遜首相雄心再現、英國軍艦重臨東亞等，而英國社會一直運作正常，很明顯，君主立憲制是一個極重要因素。

英國君主立憲制度得來不易，亦是現代民主普選制度一個關鍵構成部分。眾所周知，英國近代議會制源自1215年《大憲章》。《大憲章》確立了3條普通法重要原則，亦限制了絕對君主的無限權力，間接蘊含君主不能超越法律之義：其一，確立陪審員制度；其二，拘捕必須有正當程序（due process）；其三，正義的實施不得無必要地滯後。原則一旦確立，必須落實，但當中並非毫無波折。事實上《大憲章》簽署後不久，即遭國王約翰（King John）撕毁，而後諸侯叛變反抗，約翰終於1216年鬱鬱而死。真正落實限制君主絕對權力的，是1688至1689年「光榮革命」。1689年通過人權法（Bill of Rights），確定君主徹底服從議會的法律，其最關鍵處是王室喪失了獨立徵稅權。

在政治學教科書中，民主政制有總統制及議院制之分，前者由選民獨立地選出總統，後者由選民普選多數黨議員組織政府。總統制的例子有美國及法國；英國、日本、意大利等則是議院制。英國毋庸置疑是現代「議會之母」，該制度早在《大憲章》簽署時已經出現。

藉帝國殖民移植議會制度

從上所述，英國君主立憲制是與議會的發展同步，這不但在英國有重要意義，亦帶有普遍意義──通過建立大英帝國，將議會制移植到殖民地上，並且在撤退時於很多殖民地建立民選的議會管治架構，典型例子有印度及馬來西亞。

英國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者華倫（Bill Warren）曾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先鋒》（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一書指出，帝國主義向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及相關的政治和社會組織。要知道當時的殖民地，不是如非洲的部落主義統治，就是分地而治的蘇丹（Sultan）絕對權力封建管轄。先進的資本主義打破了封建主義對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窒礙，大大刺激了新生產力的發展，使經濟增長成為可能。

這些論述原本藏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原始經典裏，華倫跟着發揮。他的書名無疑修正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的著名論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英國當代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在《帝國：英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指出英國對世界的貢獻，雖然他不否認英國實行的有時是「槍炮下的殖民」（gunboat colonization），但瑕不掩瑜，其重點如下：（1）傳播了資本主義作為新型生產方式的經濟組織；（2）北美洲及澳洲大陸的英國化（當地土著不是原始部落就是行封建體制）；（3）英語的國際化；（4）基督教的廣泛影響，特別是新教教義（Protestantism；這方面要留意社會學大師Max Weber所研究的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產生和新教倫理之關係，可見其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5）議會制度的遺產。

最後一點也就是我在上文指出的一點，即英國體制（包括君主立憲）對世界民主發展的貢獻。

費格遜更指出，大英帝國全盛時期管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實是當代全球化之前的19世紀「英式全球化」（Anglobalization）。全球化可界定為商品、資金及人才的互相交流。大英帝國管治下構成一個共同市場，各地可在商品市場、資本市場、行政管理、文化、勞工等多方面頻繁交流。費格遜在書中甚至開玩笑地說：「多得大英帝國，我在世界各地都有親戚！」

為何歐洲小島可管治龐大帝國？

在此之外，費格遜更問了一個有趣的知識性問題：為何一個歐洲蕞爾小島，可以管治這麼龐大的帝國歷時逾一個世紀呢？他的答案是，基於英國傳統（這個傳統有洛克 [John Locke]及穆爾 [J. S. Mill] 等重要人物）對自由（liberty）的特別看法：英國議會對君主絕對權力的制衡，就是盡量不實施對殖民地的全權控制，這方面與西班牙、法國及葡萄牙等的殖民制度完全不同。

這種對「自由」的看法，正是俄裔英國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所稱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個人不受政府或國家干預的自由──不但不受干預，國家首要責任就是保護個體的自由及權利。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權理論，無不受到洛克及穆爾影響。洛克認為人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及財產權，三者俱不可缺少，而財產權尤為根本，缺乏財產，自由即難以實踐。穆爾則肯定個體潛在發展的無限可能性，自由之重要，正是保障這種可能性的發展。

這種自由，表現在行政管理上就是不干預政策、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對此應有不少港人已體驗過。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的經驗早已被美國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奉為政府不干預及「市場調節」的範例。政治上，「行政吸納政治」正是港英政府實行不干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