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祥，1948年香港出生。香港大學中文系碩士、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語言學博士、英國語言學會院士。曾從事中學教師、大學講師、專欄作家、編輯、美術設計、特約翻譯、教學電視節目製作等工作。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翻譯課程。1970年代開始，透過文字介紹外地文化趨勢，引進最新的世界思潮和生活方式，推動本地綠化及環保等理念。1988年與友人創立綠色力量、綠田園有機農場。2005年離開大學全職教席，投入綠色生活教育工作，2013年創辦生食餐廳「綠野林」。至今已出版200多本書籍，著作有《天機一瞥．卅二》、《浪漫的紫荊》、《味精的爭論》、《健康防病這樣吃》、《食生》、《今生我主場》等，編譯作品有《女性的寓言》、《追尋新生活》、《自家教育》等，學術著作有《中譯莎士比亞研究》、《漢譯哈姆雷特研究》、《翻譯與人生》等。本訪問稿經周兆祥博士審閱定稿。
日期：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1時至3時
地點：大埔船灣詹屋村野鴿居
周：周兆祥；何：何紫薇 ；沈：沈舒
投身寫作緣起
何：請問周博士如何培養起寫作的興趣？你童年時曾投稿到《兒童報》，那時何紫擔任編輯，對於這份60年代的香港兒童刊物，你有什麼回憶？
周：想起何紫先生，我首先要表達對他的尊敬，並感到有點遺憾。他生命中最後的幾年，正值我的事業起飛，加上我們生活的地區相距較遠，我住大埔，他住港島，所以見面傾談的機會不多，其實我內心非常感激他。
回望我的寫作路，有兩個很重要的人，如果沒有他們，便沒有今日的周兆祥。一個是我爸爸，一個是何紫。我的爸爸喜歡拿兒子來炫耀，所以鼓勵我投稿，當時的報紙有兒童版，日報、晚報都有，例如《大公報》、《華僑日報》、《新晚報》。我第一次投稿已成功，刊登在《大公報》兒童版，是一幅圖畫之類，大概是1958年，那時我十歲，稿酬是一支鉛筆，我從深水埗的家乘船到上環領取。此後，我不斷投稿，小五、小六時寫的文章都很簡單，是散文之類。後來，《兒童報》開始受歡迎，我其實很早已留意《兒童報》，並投稿去。那時候，我寫作除了用本名周兆祥，還有用筆名「銀花」，我覺得火樹銀花的生命很燦爛，曾用此筆名發表在《兒童報》，可能還有《新晚報》、《星島日報》等。
記得我第一次去《兒童報》社，大概是小五、小六，那時劉姐姐（劉惠瓊）在報社內，她當時已是個名人，是我們崇拜的前輩，見到她就像見到偶像。她身邊還有烏姐（郭小葵）和何紫，兩位都是當時《兒童報》的台柱、劉姐姐的左右手。報社位於北角，最初在電車路那邊，後來搬到近碼頭，我隔兩星期便去一趟，去了許多次。那時我是個文藝小童，喜歡看他們工作，偶然他們給我機會在版頭畫兩筆，我已很興奮。那年代沒有地鐵，未有海底隧道，我由深水埗前往北角，要乘船又轉車，很不容易。那時爸爸鼓勵我投稿，《兒童報》則鼓勵了我寫作，其實不知自己寫什麼，只是有種發表慾，知道寫的東西有人看。
《兒童報》給我不少難忘片段，印象最深是颱風溫黛吹襲的那次，當時我家已搬了去沙田大圍美林邨，暴風把我家摧毀了一半，那時烏姐來慰問，她採訪後刊出一篇半版的報道。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現在說來是非常反環保的：我們學校有個營地位於西貢，我在那裏溪澗捉到一種麒麟魚，貌似蜥蜴，學名叫蠑螈，好好玩的，我捉了回家養，有次我用玻璃瓶載着牠帶去《兒童報》社，人人見到都說：「嘩！好得意！」他們又拍照，又寫報道，當時劉姐姐也在場，大家問候我升中情況，感覺有如一家人。
何：後來你升中後有繼續寫作嗎？
周：我升讀的伊利沙伯中學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每星期有一堂圖書館課，全班同學走進圖書館，看書並借書回家。我留意到書架上一排30、40冊徐訏的作品。徐訏是著名文學家，他晚年曾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學時我幾乎讀完他全部50多本著作。徐訏寫過小說、散文、新詩、戲劇、評論等，樣樣皆精，成就蠻像英國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我覺得徐訏是中國版的毛姆。二人一中一英，卻同樣是高、中、低檔次的都寫，作品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亦有很通俗的；既寫嚴肅的評論，亦寫浪漫的詩和小說，有些接近科幻的作品，總之什麼都有。於是我立志要學他們，有一天要做作家，寫不同類型的作品。
當時我大概中一、二，人生目標是做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作家，將來取得諾貝爾文學獎就好極了。這想法與《兒童報》、與何紫亦很有關係，是他們鼓勵了我，原來我寫的東西是有人刊登的，令我受到肯定，漸漸我就想做作家。直到現在，我已寫了250多本書，總算超額完成了當時的作家夢。
寫作與山邊社的情緣
沈：結識何紫後，周博士對他有何印象？
周：我和何紫很投緣，他在《兒童報》擔任編輯時，我大約讀小六，他比我年長10歲，可謂亦師亦友。後來，他開辦山邊社。為何我剛才說沒有何紫就沒有周兆祥呢？因為我初出道時，他幫我出版過一些書。雖然我也認識其他出版人，不過我和何紫最熟稔，他什麼也不計較的，不計較賺不賺錢，不計較發行的後果怎樣，不計較我寫什麼東西，總之一本又一本的幫我出版。
當年，我不時到山邊社，但我們難得會停下來聊天或請教正經事，因他太忙了，我看着他走來走去，忽而聽電話，忽而指揮工作，或是埋頭苦幹改稿排版，所以我不敢多去打擾他，從未邀請他去喝下午茶，因為他根本沒有時間。
何：周博士給山邊社出版的第一本書，是你和張燦輝先生合著的《將上下而求索》嗎？[1]
周：應該是，這是有一段因緣的。本來出版此書的是另一間叫平價書屋的出版社，是我好朋友林查理開辦的，他亦是《現代青年人周報》的創辦人。《將上下而求索》初版於1977年由平價書屋出版，1982年我們把版權交何紫的山邊社出版。這本書得到讀者的支持，多年來不斷再版。
沈：80年代初，周博士留學英國期間，編寫了一系列探討社會問題的書交山邊社出版，請分享這段寫作緣起。
周：1979至1984年我在英國，5年間，我投稿到香港的報章，後來，我覺得文章不輯錄成書很浪費，於是經過修飾編排後，把稿件影印寄給何紫，他幫我出版一本又一本書，期間出版了4、5本，數量可能更多。那些稿件基本上全是來自我的報章專欄。我去英國之前，1978年的某天，突然有人約我吃晚飯，原來林行止夫婦想約我在《信報》寫專欄，林先生給我非常大的寫作自由度。從此，我在《信報》寫了23年專欄，由1978年至2001年為止。
沈：周博士在《信報》寫專欄之前，有沒有在其他報刊寫過環保議題的文章？
周：有的，在此之前，我在《號外》月刊、《70年代》雙周刊等刊物寫過，後來我寫的專欄數目愈來愈多。回想80年代中後期，我全職任大學講師，竟可以同時寫13、14個專欄，有些是每月一次，有些是每周一次，有些例如《信報》是每日一次。
曾經有一位前輩說了一句影響我很深的話。我在中文大學翻譯系做助教時，受到一位先生賞識，就是宋淇先生（筆名林以亮）。校內的中國文化研究所設有翻譯中心，宋先生請我在那裏做副編輯，擔任他助手，第一天上班，他跟我說：「我能請你來，你支筆是不錯的，不過，你還欠一樣東西──欠100萬字。」這句說話我一生牢記。後來，我很快發表1000萬字。你可以算一算，我寫的《信報》專欄每日每篇1100字，一年也有30多萬字，與此同時我還要寫13個專欄。那時我什麼都寫，忙得瘋癲，天天傳真交稿，有時忘記了哪篇稿何時要交。
讓世界兩大語言相互溝通
何：周博士在英國留學時，選譯了多本外國新思潮的書在香港出版，為何如此積極？
周：我去英國前，《信報》的林行止先生對我說：「你現在去英國，幫我留意一件事，就是蘇格蘭爭取獨立，你有什麼消息便盡快報道。」這句話給了我啟發。我是主修翻譯的，不懂政治，但我覺得我有一種比別人不同的訓練，看到翻譯不是搬字過紙那麼簡單，翻譯工作是文化溝通的橋樑，我認為自己有更加多的任務。於是，我將自己的工作定位，就是將全世界最好的東西，帶給我們的民族。那時是七十年代末，文革之後，中國太封閉了，看不到外國雜誌Times、Newsweek，什麼電台也接收不到，更加沒有電視。我的責任是作為「南風窗」，讓我們的民族可以與世界接軌，想得很偉大似的，但那時沒有互聯網，也未想到中國會迅速崛起。
我看到世界歷史上重大轉變都是基於翻譯，譬如文藝復興，翻譯改變了我們整個文化進度、方向等等，所以翻譯工作是文明的推手。我覺得自己有這個條件和責任將外國最好的東西帶進來，同時將中國最好的文化遺產透過文字外銷出去。我曾經在英國劍橋的某一天，忽然想到，原來全世界最多人的母語是中文，而全世界最多人用的語言是英文，我的角色是掌握這兩種全世界最重要的語言，讓這兩種語言在溝通，一方面輸入，另一方面輸出。
所以，當時山邊社幫我出版的書全是最新的思潮，譬如我編譯一本關於嬰兒奶粉醜聞的書[2]，內容來自英國救濟組織的一份報告，讓世界知道嬰兒奶粉是世界大戰之後殺人最多的東西，害死許多嬰兒，奶粉不是有益的，還有因為推銷奶粉，許多不公義的事發生，但以前從沒有人說出來。另一本我編譯的《核能與現代生活》[3]，告訴香港人核子發電是危險的，希望有一日傳到中華大地，讓更多人知道核能不是好東西。此外，我編譯一本叫《藥物問題揭秘》[4]，發現西醫藥廠千瘡百孔，包括收買醫學界去用他們的藥，背後有許多黑幕，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的，香港人竟然不知道？我變成了這方面的先鋒。
我還編寫了一本很特別的書，叫《廢除電視？》[5]，書名有個問號，引發人們思考。我開始寫的時候是1974年，書中講的是廣播式電視。那時是許冠文、許冠傑興起的時代，亦都是《歡樂今宵》、《香港小姐》節目大受歡迎的時代，電視瘋魔全城，例如香港小姐決賽的那一晚，街上空無一人，家家戶戶在電視機前收看，第二天人人的話題都是談論昨晚的節目。電視控制了全香港的人，背後都是為了商業利益，我覺得這情況很可怕。
當時我受到一本外國書的啟發[6]，它說電視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發明，將來人類大災難是由電視引起的。原來電視是冷媒介，即是「有它說、沒你說」，是一種洗腦工具，可以中央集權，控制人民的思想。當我去英國之前，有機會深入虎穴，看看電視這種媒介有無得救，可否把它變得對人類有貢獻，我利用公餘時間，為佳藝電視「教學電視」製作節目，做了4年「電視人」。因此，我是親身了解過電視台運作，才寫成《廢除電視？》這本書。
味精的爭論
沈：周博士從英國回港後，繼續編寫社會議題的書，其中一本是山邊社出版的《味精的爭論》[7]，掀起香港人對味精問題的關注和討論，請分享此書的出版經過。
周：回到香港後，我加入當時最老牌、差不多是唯一的環保組織長春社，擔任執行委員，之前該組織最興盛時有2000、3000名會員，但到我加入時剩下不足10人，一圍飯桌已包攬全部既是幹事又是會員，我覺得長春社這樣繼續下去不是辦法。
於是，我提倡環保由飲食開始。那時國際間剛好掀起反味精運動，說明味精是害人的，它不但致癌，還扼殺了全世界的文化，長此下去，全世界的餸都是百餸一味，就是味精的味道，很快媽咪不再受子女尊重，因為我們不會再吃到「媽咪的味道」，孩子覺得沒有味精的餸不好吃。當時味精被日本推銷得很厲害，香港人吃什麼也放一點味精；到內地的餐廳，你只要多付一些錢，你點的例湯便附送可以任取的味精──根據北京衛生部說，味精是益腦補身的；在台灣更誇張，赴婚宴送禮的公價是兩公斤味精。
面對這樣的文化，我們與國際推動的運動連結起來，在香港大力推行反味精。當時長春社只有我和梁詠雩小姐主力去做，我寫了很多專欄文章，後來結集出版《味精的爭論》這書。出乎意料，文章發表後，我們竟然在十數天之內，日日接受訪問，天天上電台，傳媒大肆報道，人人談論這話題。我們還鼓勵餐廳不用味精，哪間餐廳不用味精，我們便給它「沒有味精」的標籤以示推廣。過了一段日子，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也跟進，呼籲市民少吃味精，結果「味之素」的銷量大跌，我估計那時全港的味精用量減了一半。
想不到，我們竟可以成功將全港人的觀念改變，使大家相信味精是「奸」的，不是「忠」的，盡量不要吃。原來兩個人都可以搞出一個社會文化大革命，這令我很鼓舞。山邊社出版的《味精的爭論》幫助很大，我們用這本書四處宣講，發揮了影響力，此書字數不多，但開本尺寸特別大，我們就是刻意做到大大本，要它產生影響力。
探討前瞻性社會議題
何：周博士在1984年從英國回港時，正是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得熾熱的時刻，許多香港人談論移民外地，你卻自稱「反方向移民」，後來寫成《浪漫的紫荊》這書[8]，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建議，可否談談你寫此書的心路歷程？
周：這本書輯錄了我在《突破》雜誌每月寫的專欄文章，每篇約有1800字，我寫夠十多20篇便交山邊社出版。我寫時心中有脈絡，預先想好每月寫什麼主題，一篇接一篇寫出來，內容主要是總結我在外地留學5年的觀察，反思不同的題目：談教育、談人際關係、談環保、談健康等等，全書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東西方如何結合，創造未來的社會。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都有許多問題，是否有第三條路？可否將兩者最好的、東西方最好的，結合成一條新的出路？這書就是探討這問題，提出的想法都頗烏托邦的，但我覺得現在再提出也不遲，我們仍可按這個基礎去發展。
何：周博士寫的大都是前瞻性的社會議題，而山邊社何紫的專長是兒童文學，向來是出版文學類的書為主，你把稿件交給他出版時，有沒有一個游說他的過程，令他一本又一本的出版？
周：沒有，竟然沒有。我想何紫寬宏大量，並對我相當有信心，現在回想，真不知道原因，其中一個可能是這些書沒有虧蝕多少錢，能夠回本，我猜想是這樣，否則他總共出版我12本書定會虧蝕很多。
何：爸爸確實對你很有信心，甚至將周博士的書獨立開一個系列叫「彼岸叢書」，全部由周博士編寫。
周：這是我的建議，希望這系列的書有助山邊社刷亮招牌，令人覺得他的出版物更多元化，事實上，出版關懷社會的題材，亦是一種功德。另一方面，何紫真是有很大的胸襟提攜後輩，我那時是無名小卒，他可能不甚了解我寫些什麼，也照樣出版。
何：後來，爸爸晚年身體出了毛病，或許他有參考周博士寫的《癌症透視》[9] 和《藥物問題揭秘》。
周：那時候，如果我有現在對癌症的知識就很不同了，近年我支援了許多患癌病的朋友呢。回看我編譯的那本《癌症透視》，它是我寫的200多本書中唯一我不贊同的，覺得這本書的內容不夠前衛，它所講的是從西醫的角度來看，現在我認為西醫的學說不夠好。
沒有一本書需要翻譯
何：周博士當年編譯的書，是你親自寫信向對方查詢翻譯版權的，跟今天由出版社負責洽談翻譯權的做法很不同。你對此有何回憶？當時需要付版權費嗎？
周：我跟一般做法是不同的，一般是出版社先有出書計劃，然後找作者或譯者；我剛相反，我認為那本書很值得翻譯成中文就去做，查詢版權時，我通常是先接觸作者，然後作者請我聯絡出版社，信來信往多次便成事。他們多數是為了理想做事，尤其是非牟利組織，不會計較版權費。
沈：那時代的版權觀念與現在的有點不同，60、70年代，人們翻譯作品不用考慮通知作者或出版社；時代變遷，人們慢慢對此觀念有所改變，現在的出版社會認真處理版權的問題。
周：談起翻譯，我提倡的不是整本書的翻譯，我甚至去到一個極端的看法──沒有一本書是需要翻譯的。曾經有人對我說想翻譯一本書，說這本書好棒，作者是他行內的師傅，我便回應：「不要譯，沒意思的。你應該看5本書，找5個師傅，自己融會貫通，體會過書內所講的，然後你寫自己的一本，那本書對香港人、對你的民族來說是最合適的。你師傅寫的不是寫給你的對象看，你應該針對你的讀者需要去寫。」那本原著有19章，香港讀者需要看的可能只有9章，有些內容根本與香港人無關，況且，香港人普遍沒時間看大部頭的書，如翻譯需要做很多撮要。所以，書是不應該整本翻譯的。這是我當時很大膽的翻譯理論，最初提出時給人質疑，現在普遍接受了。
我譯的《鮮紅的女人》就是我在翻譯課用的好例子[10] 。它是一本超現實小說，作者Michael Bullock是加拿大詩人，他是中文大學翻譯系金聖華教授的好朋友，當時金教授是我的上司，經她介紹，我認識了這位作者，他願意給更多人讀到其作品，同意我翻譯他的書。當我翻譯其中一篇時，讀到故事裏有個女孩子，很浪漫，很神秘，她有黑色長頭髮，作者把她描寫得很東方式，但我認為直接翻譯不對勁，因為對於香港讀者，黑色長髮女子在香港到處都是，沒有特別，我認為應改為金色長髮，那時香港還未流行染髮，金頭髮才突出。我向作者提出建議，卻馬上遭拒絕，說我沒有權改，我怎樣也說服不了他。其實，我的做法確是與傳統的翻譯不同，結果我放棄了那篇不譯，雙方仍然合作愉快。
《陽光之家》與山邊社的影響力
何：周博士除了寫書給山邊社出版，亦曾為何紫主編的《陽光之家》月刊撰寫專欄，由1987年10月開始至1991年7月停刊為止，期間還接受專訪，刊在1989年11月第45期[11]。你對撰寫「野鴿小園」專欄有何回憶？你覺得《陽光之家》在哪方面值得我們懷念？
周：我對何紫辦的《陽光之家》是鼎力支持的，但對自己的專欄內容印象不是太深刻，那時我寫的專欄太多了。現在回看才憶起，1989年11月第45期，我寫的這篇專欄很特別，題目叫〈救海〉。我們剛搬進大埔船灣野鴿居時，旁邊的吐露港受到污染，臭到忍受不了，幾乎要搬走，於是我在專欄這樣寫：「已經3年不敢下海裏游泳了。最近海不再臭，水清了許多，大片碧藍……如果可以讓我的孫兒和曾孫在這兒暢泳，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夢想。但是要維持人生的鬥志，夢，還是不可少的。」現在，我的孫兒時常在這裏游泳，可說夢想實現了。
那時這個海臭得厲害，整個吐露港都臭，出現紅潮。當時林村附近養豬養雞的人把禽畜糞便排進河、沖入海；沙田的豆腐廠，把豆腐渣傾倒下海；火炭的染布廠，令城門河天天不同顏色。後來政府立法禁止，污染才漸受控。那時我關注這些環保問題，寫下一些文章，現在看來很有紀念價值。
《陽光之家》作為一份青少年讀物，我覺得它很正氣，很健康，內容充實，很能夠給教育界接受，看得出編者是很認真和用心去做好，並非為了商業價值而一味追求銷量。
沈：周博士認為山邊社對推動文化和文學方面，在當時的香港擔當了什麼角色？有哪些貢獻？
周：我覺得山邊社是一個異數。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地方，一個很講求實際的社會，竟可以容納一間這樣的小型出版社。何紫一人獨力經營，沒有許多資源，能維持這麼久，真是很難得。那個時代，只有紙本出版，需要兼顧許多工序──排版、設計、校對、印刷、發行等等，現在不同了，可以在電腦網上做，這容易得多。
歷史軌跡的安排是很有趣的，香港有這麼多人，我和何紫竟然有緣相遇。何紫先生提攜我們這些後輩，他自己又身體力行，做了許多事，別人看他一股傻勁，做得很辛苦，但香港實在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人。其實，我與何紫很相似，覺得有意義的事便拼命去做，大家都熱愛文字，我很喜歡從事出版，很喜歡當編輯，我也編過幾本書、幾份雜誌，我們都是那類渾然忘我、不計較金錢、一把年紀大把傻勁的人，不過我會留意自己的健康。總之我們臭味相投，很難得。
註：
[1] 張燦輝、周兆祥合著《將上下而求索──給明慧的二十封信》。香港：山邊社，1982年5月。另有平價書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等多種版本。
[2] 周兆祥編譯《奶粉醜聞》。香港：山邊社，1983年10月。
[3] 周兆祥編譯《核能與現代生活》。香港：山邊社，1983年6月。
[4] 周兆祥編譯《藥物問題揭秘》。香港：山邊社，1983年10月。
[5] 周兆祥編著《廢除電視？──電視與人生的探討》。香港：山邊社，1982年8月初版。1987年3月第二版增訂本。
[6] Jerry Mander,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78.
[7] 周兆祥著《味精的爭論》。香港：山邊社，1987年2月。
[8] 周兆祥著《浪漫的紫荊──周兆祥與你談人生》。香港：山邊社，1987年9月。
[9] 周兆祥編譯《癌症透視》。香港：山邊社，1983年10月。
[10] 周兆祥編譯《鮮紅的女人──布邁恪超現實小小說選》。香港：山邊社，1984年。
[11] 阮海棠〈以拯救地球為己任──周兆祥的生活方式〉，《陽光之家》第45期（1989年11月15日），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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