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段時間，不少議論談到因為疫情和地緣政治等原因，外資正在大幅撤出中國，相關的供應鏈（內地所說的「產業鏈」）也在撤出中國，讓人對其未來感到不安。
供應鏈的衝擊和跨國公司的應對
大部分跨國公司都知道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市場的經營狀況對他們全球業務的重要性。特別是目前，中國市場的表現對於很多跨國公司來講還是比較好的，雖然從絕對值來看可能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在相對值上中國的表現還是很不錯的。應對疫情的影響，一部分跨國公司把他們位於中國的總部定位為針對中國市場，而以前這些跨國公司位於中國的總部往往是針對亞太地區的，這些公司將他們的亞太區總部設到其他地區去，如新加坡、東京等等。
現在一部分跨國企業的確將在考慮和部署「中國+1」或「中國+2」的行動，由於新冠疫情的爆發，特別是上海封城之後，許多生產和物流被迫中斷，這是基於業務連續性（business continuity）的考慮，對於跨國公司來講這很重要，業務長期中斷的影響會非常大。所以這些跨國公司要面對的問題並不是要不要撤出中國，而是用什麼方法確保公司業務有足夠的連續性，「中國+1」和「中國+2」也是在這個假設場景的背景下提出的方案。這些企業對於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非常關心，其中一部分企業堅信長期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做出貢獻。
供應鏈的未來演變
關於供應鏈有很多不同的報告和聲音，其中也有供應鏈正在撤出中國的說法。但是，不能以某家公司離開與否代表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配置上的地位。供應鏈問題比較複雜，每個行業的情況都有所不同，總體來講，供應鏈會按照一些因素配置，其中又以市場因素最為重要，特別是中國市場以及衍生出的創新；第二是科技與數字化的參與程度；第三是勞工密集程度；第四是不同地區之間貨幣的相對匯率；第五是供應鏈環節內的相互依賴性。很多供應鏈特別是比較複雜的智能消費電子，如智能汽車，供應鏈環節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者少數一、兩個供應商能全部壟斷的，所以供應鏈之間相互的依賴性非常重要；第六是供應商集群的需要程度。
其實，十幾年前勞工密集型的供應鏈已經在不斷撤離中國。因為中國的勞工成本不斷提升，服裝、鞋子、玩具以及智能程度較低的消費電子產品領域的很多公司，已搬離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東南亞。不過很多人在看到這個問題的同時，忽略了往往一些這類公司透過創新仍保持着很大的黏性。
有一些低端供應商在離開中國，但還是有一批龍頭企業在中國通過創新和數字化的商業模式牽動着比較大的供應商集群。比如服裝行業跨境電商的SHEIN，它的創新就在於利用數字化快速並及時的反應，為客戶提供低價和多樣化選擇，這背後依靠的是C2M（consumer to manufacturing，意即顧客直接對接生產）的營運模式，加強了位於中國供應鏈的穩定性和有效性。SHEIN總部在廣州，基本從服裝來講是勞工密集型的工作，但它在番禺地區有非常龐大的供應商集群，基本的供應商有300至500個，還有超過1000個小型供應商。
又如，智能消費電子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很龐大，供應鏈環節內的相互依賴性和供應商的集群特性非常顯著。雖然一部分公司在東南亞或南亞地區（比如越南、印度）成立局部供應鏈，特別是增量產品，但是存量產品供應集群黏性非常大，短時間內把供應集群全部撤離中國是不合理的。
再如，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動車市場和最大的出口國，不少外國企業都想在中國加強投資，希望在中國深耕製造業供應鏈，深入參與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其最重要的戰略部署。在重要零部件供應鏈方面，特別是電池方面，中國已佔據重要的地位，很多外國電動車公司或者傳統汽車公司在電動化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對這些企業來說愈來愈重要。還有半導體芯片，中國在半導體方面的確受到了很多制裁，很多外國半導體供應商一方面要聽美國政府的命令，另一方面也知道中國市場很重要。
中國仍佔有比較優勢
總之，關於供應鏈的問題要看每個行業的發展情況，而不能簡單概括地分析。儘管有人說全球化可能會結束，有區域化甚至於本土化的趨勢出現，但是相比於政客來說，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是相對比較理性和邏輯性的，因為CEO是為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而不是為某些政客負責。從供應鏈的角度，企業考慮的因素還是那幾個，即質量（quality）、成本（cost）、及時性（timeliness）和安全（seurity），中國在這幾個參數上佔有比較優勢。
有些供應鏈會撤離中國，有些會在中國更加深耕，這主要取決於地區的比較優勢。龍頭企業和主要生產商會依據每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决定在什麼地區建立相應的供應鏈及供應鏈集群。現在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地區面臨的問題是：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它在跟其他地區競爭，大灣區的比較優勢在哪裏，這需要深入研究和反省。
大灣區在數字創新方面的確有優勢，要加強這方面能力，因為很多地方也在這方面加速發展。相關的供應鏈在5、6年前開始已快速從傳統供應鏈轉型到數字供應鏈場景，一部分中國互聯網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快，比其他國家的公司做得好。數字人民幣跟數字供應鏈未來也會形成很大的競爭優勢，將會是新型供應鏈的重要決勝因素，而香港和深圳在這方面有着巨大的優勢。香港最近幾年不斷倡導「新製造」，我認為「新製造」應該以C2M為主軸。
數字標準也將是主要優勢，中國的創新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科技時代，以前中國的創新往往是按照其其他國家制定的標準進行，而現在在5G、電動車、新商業模式等方面，中國不斷制定自己的標準，這些中國標準不只是為中國，也是為其他國家制定相關標準。制定數字標準將是未來很重要的趨勢，也是重要的優勢，大灣區更應該把握這個機遇。
原為作者於第三屆「大灣區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發展演講，本社獲作者及會方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