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200多年前對中國的政體及管治模式的評語是：「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作為其核心的「中華文化」，看來更像是宇宙中的黑洞，任何在其引力範圍內的物質和光線，都被吸進去，歸於沉寂。
《商君書》是由協助秦朝建立霸業的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匯編，所述內容，不僅讓我們一睹秦朝的管治思維，更讓我們深入認識秦朝之後的各朝各代，其隱於儒家表象之後的法家「管治基因」。對於引入港區國安法和落實愛國者治港後香港的管治特色，也隱然令人感到回歸至秦朝《商君書》管治模式的黑洞，與我們認識的現代公民社會和基本法日漸遠離。
《商君書》「弱民篇」
「弱民」是商鞅《商君書》管治思想的重要核心之一，重點就是使人民弱化，令人民服從國家法令，不與國家對抗。該書認為，治理國家就要令人民弱，人民弱就會「純樸」、守規矩，就會服從國家的政策法規。商鞅表示，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是此消彼長，有效的國家管理，首重令人民弱化，政府要壓服人民，令人民成為「弱民」。
《商君書》中的相關原文及白話譯文（參考梁萬如譯注、饒宗頤名譽主編的《商君書》，中華書局，2017）現列如下，供參照：
• 民弱國疆，民彊國弱（人民弱，國家就强；人民强，國家就弱）
• 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所以治理得法的國家致力於使人民弱）
• 弱則軌，彊則越志（人民弱就遵從規矩，強則姿意妄為）
• 軌則有用，越志則亂（人民遵循規矩就能聽從役使，姿意妄為就難於控制）
• 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用嚴刑杜絕犯法，國家就能治理；刑罰太輕容易招致犯法，國家就會混亂）
回望落實愛國者治港和港區國安法治下的香港，出現如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現任和前任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因種種指控被還柙、投獄，民間組織包括政黨、支聯會、教協、職工盟、港大及中大學生會等先後被迫解散，報章停刊。這些事件的背後，是否就是《商君書》中所言的「弱民」舉措在今天香港的展現？
「去彊篇」與「說民篇」
該書「去疆篇」和「說民篇」，主要是討論如何駕馭人民，令人民得以管治，國家得以長治久安，《商君書》中這兩篇部分文字與「弱民篇」接近，但內容則更為清晰和具體。
• 國以善民治奸者，必亂至削（國家依賴良善的人來管治奸邪的人，就一定會發生動亂直至衰弱）
• 國以奸民治善者，必治至彊（國家用奸邪的人管治善良的人，就一定能治理好以至強大）
•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家有禮、樂、《詩》、《書》、善良、賢德、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廉潔、善辯這十種東西，國家就算不用人民作戰，也必衰弱以致滅亡）
• （接上）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家如果沒有這十種東西，必定使國家興盛以至稱王天下）
•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辯論和聰慧，是造成違法亂紀的幫凶；禮儀與音樂，是放蕩淫佚的引子；仁愛與孝慈，是過失的來源）
在本港完善選舉制度和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被選出的和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自動當選的各行業選舉委員，能否令市民覺得深慶得人，實至名歸，看來大家心中有數，通過他們來治理香港，監察施政，是福？是禍？此外，當今之世，我們的現代社會是鼓勵多元文化與交流，讓真理能夠愈辯愈明，還是鼓勵「愚民」？
在「去彊篇」中，商鞅還表示要做好戶籍登記和人口統計，目的是加強賦稅和更「精準」地施政，認為有利於經濟和建設國家實力。今天內地和香港推崇「大數據」和利用人工智能做好個人監察，「精準」管治，這是否又是一次超越時空的巧合？在《商君書》中，相關段落如下：
• 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彊（做好戶藉登記統計，在世的記錄在戶藉本上，死去的就刪去，不能逃避賦稅，田野上沒有荒草，國家就能富裕和強大）
二次回歸，回歸何處？
商鞅及其後者在《商君書》中，除推崇大一統和重農之外，還列示了士兵以敵人人頭數量來作為賞罰標準，（具體語句的白話譯文：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如果得到敵人33枚或以上的首級，可以升爵一級）。特區政府今次的「平亂」和大規模起訴，除了可能為起到「震攝」效果外，是否與個別執法人員的晉升有關？
屆此，我們可以說，商鞅和《商君書》說的「法」，不是法治之法，而是法家之法，是「以法賞罰之，以術操控之，以勢威嚇之」，專門對付老百姓的嚴刑峻法。上海公開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鮑鵬山和不少學者曾表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家，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中國傳統文化的管治之道最核心是法家，各朝各代都是外儒內法，歷代君主都在暗地裏使用商鞅教給他們的辦法來治理百姓。
有人形容今天的香港是「第二次回歸」，但到底回歸何處？香港是一國兩制，不能和內地完全看齊，但我們見到，今天香港的執法嚴峻程度，不少甚至超越內地，難道香港是要回歸強秦？值得留意的是，統一後的秦國無疑是一個無聲的世界，看起來是盛世，看起來非常穩定，但《商君書》式管治有否為秦朝帶來了長治久安？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