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教改，羅范椒芬局長宣布取消學業能力測驗，以減低學生操練壓力。在這多元化的社會，當然有人反對取消學能試；也有一些人甚至支持升中試復辟，及建議將學生分為更多組別（當時為五個組別）。
當時我也參與教統局的內部研究，探索採用學科能力（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後改稱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替代，發覺用學校兩、三年的平均成績，已甚為穩定可靠。此外，我們亦研究將五個派位組別改為三個，降低考試成績的重要性，從而減輕學生的壓力。
教育議題，公眾人人均有經驗，個個都是專家，且意見紛紜，當時亦有教育界人士反對，他們恐怕班中能力差異太大。當時我在報章撰文支持改為三個組別，被罵「誤導、無腦」。
對改為三個組別，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家長認為孩子怎樣努力，也與鄰家不努力的孩子機會相等（100人中，第1名與第33名派至名校機會相等），這不符合優勝劣敗的原則，也極為不滿，甚至倡議應由5個能力組別改為25個組別。
改為三個能力組別仍未足夠
社會在變，若果三個能力組別，未能達至我們減輕學生壓力的目標，公眾應該討論我們是否應該採用兩個能力組別，甚至完全用攪珠或採取就近入學的方法。
當然就近入學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課題，也有其他犧牲及代價，例如一些地區（如，九龍城）歷史性名校較多，便可能導致某些地區的樓價因而上漲，一些家長會認為中產者有後路，能送子女出國，但窮家小孩卻不能靠努力，入讀首選志願的學校，這也可能會增加社會怨憤。
要減輕學生壓力，以取消 TSA 為目標而不去處理升中派位，是徒勞無功的。
就算用於問責，亦是國際習慣
一些人認為教育局利用學校 TSA 成績向學校問責，是問题所在；但是，我希望指出這並非導致學校操練的主要原因。再者，使用大型評估系統，監察學校，向學校問責，也是國際的慣常做法。
受家長歡迎才是壓力
在香港，教育局從來不向公眾公佈及表列各學校的 TSA 成績，若學校真的因為教育局的閉門問責而瘋狂操練，那麽只有少數成績較差的學校才有操練壓力；但現在成績高低的學校也可能在操練。
再者，教育局也不能以學校 TSA 的成績不好為由，少派兩班學生到某一學校。學校能收取多少學生，是學校在家長心目中的受歡迎程度所決定；家長才是學校的「老闆」。
國際間重視問責
我常戲謔說，教育局官員與學者所參與的學術會議，內容經常差別甚大。學者提出的各種新措施及改革建議，往往涉及大量經費，彷彿政府有無限資源。
另一邊廂，在各國政府互相分享的會議中，他們更多談論的是：政府以倍數增加投放資源，往往不見實效；各政府互相告誡，沒有監察及問責制度，再多的資源也是徒然的。
很多人都推崇美國教育，他們在2001年也引入更多考試及加強問責文化。在｢不讓一個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法例中，每個州要訂立多個年級學生學業水準的合格線，並進行監測。表現差劣的學校雖可得到支援去改善，但改善無效的學校將被勒令關閉或被接管。
這個以考試、監測來問責的制度，受到很多教育學者批評，但布殊總統卻得到眾議會支持，反映有極大民意同意這改革的方向。
逐漸接受問責的貢獻
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ERA）的周年大會本是教授們討論學術的地方。但NCLB通過後，每有學者發言聲討，便有全場拍掌表示支持的場面，比比皆是。學術研討常變成口號式的群眾大會，洩憤多於理性討論，可見教育學者們多痛恨 NCLB。
罵了十多年，雖然2013年教育部長 Duncan 到 AERA 演說，仍有少數舉牌背站的學者示威，但在近十年，情況已大有改變。
美國用了考試監測學校，有落第的，當然也有表現優秀的地區及學校。例如，全美國謀殺率第三高的城市 Oakland 奧克蘭，因為教區及學校改善卓越，便被邀請在某次 AERA 大會分享經驗，參與者都小心聆聽，氣氛融洽，落後的學校及區域雖然心裏不好受，但也希望取經改善。
香港學生壓力與學校問責制度無關
回頭看一看香港教育局在 TSA 的報告方法，過往只對學校提供一個達標的百分率，從來沒有向公眾提供學校排名榜。
相對那些西方及亞洲國家向公眾提供學校排名榜，或與美國利用學生考試成績殺校，香港教育局的做法與「全面用 TSA 問責」，相距甚遠；更難以此推論「問責壓力導致學校過度操練」，也無法得出「廢除 TSA 可減學生壓力」的結論。
要有一個面面討好，不增加學生壓力，不用向任何人問責，而又能受政府、學校、老師、家長、學生擁護鼓掌的改革，只是夢境世界才能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