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雄於2003年獲委任為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並於2010年至2015年2月出任香港理工大學行政副校長。2015年3月，他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委任為創新及科技顧問，以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2015年11月20日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於2015年6月5日，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舉辦的「創先企業創商機研討會」演講，題為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Thoughts and Execution Angles（香港創新與科技發展：思索與執行角度）。原文為英語，以下為發言全文翻譯整理。
首先感謝 HKMA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邀請我來到今日這個研討會。在座都是香港最傑出的商界領袖，在這裏亦有不少朋友分享了他們的見解。我相信在座大多數人，都會對今天題目「創新與科技」，以及香港的未來，有十分濃厚的興趣。
麻省理工學院（MIT）將創新定義為「將意念由抽象變成影響」。這個定義簡單而優雅，但它未能將好的創新與不好的創新分別開來。我們都知道，創新經常會影響及顛覆傳統商業運作，帶來不好的社會後果。因此，我自己會將創新定義為「發揚意念、創建影響、為社會帶來好處」。今日，我們都希望透過發揚創新與科技，以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建優質職位，同時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美國科研依靠民間支持
一個月前（2015年5月），我到美國波士頓拜訪了哈佛與 MIT。我上一次拜訪當地，已是五年前的事，而這次到訪，我看到了在過去五年令人大開眼界的發展。在 MIT 媒體實驗室，「媒體」的部分已變得愈來愈不顯眼。眾所周知，MIT 媒體實驗室獲得超過80個企業或行業贊助，當中大部分都是福布斯500強的龍頭企業。今日 MIT 媒體實驗室的項目已不止於商界，甚至得到外國政府的贊助了。他們所做的項目，表面上卻好像跟媒體沒有什麼關係。例如，在一個室內水耕項目中，MIT 媒體實驗室正建立一個社交網絡平台，集眾人之力開發解決全球糧食問題的方案。另一個例子是，在中東一個國家內，以智能為本的方式，由頭開始開發一個新城市。
我見到的是，這些都是集合政府、學術界、行業及企業所得的成果。在我考察的時候，MIT 的教務長向我說，每年 MIT 學生及畢業生均開設超過100家創投公司，這些創投公司獲得眾多投資者踴躍注資，這是令人振奮的。
在哈佛，我見識到為何哈佛幹細胞研究所（HSCI）可以在幹細胞研究名列世界第一。由於複製人類幹細胞產生的爭議，聯邦政府未有向該所提供資助，然而，他們在民間，包括製藥商、企業及不同人士，籌得了大量資金。研究所一切儀器均靠捐助而來，並會按研究所的需要再作改裝。在哈佛幹細胞研究所，他們可以由皮膚細胞中複製出任何細胞（任何數量都可以）。我問他們，現在最具挑戰性及最有的項目是什麼？他們很快回答說：「治療愛滋病。」我其後得知，製藥業龍頭瑞士諾華製藥，把他們的研發總部由瑞士搬到波士頓，就是因為哈佛這個地方。
哈佛MIT的成功之處
為何哈佛和 MIT 會在創新及科技領域上如此成功？我從他們身上學會了：
一、合作網絡是他們成功的主要推動力。哈佛及 MIT 相信集思廣益（而不是個人能力）能更快地找到用於今天的良好創新科技方案。一個好的合作網絡，能憑眾人之力找到有效的解題方法。
二、跨領域及使命為本的宗旨，是他們成功的另一主要因素。HSCI 是一個集合11間醫院及11個部門的大聯盟。醫院網絡包括了麻省總醫院、兒科醫院以至糖尿病專門診所。而11個部門則包括哈佛商業學院以及生物科學相關部門等等。由於幹細胞研究涉及複雜的道德爭議，哈佛必須確保院校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意識，以及具有可靠的管治。同樣的，MIT 全球創新中心是15個部門的聯盟，並與世界不同大學（包括香港的數間大學）緊密合作。
三、這與實行有關。在好與壞的定義上定下共識，集中於重要事項，是另一個成功的關鍵。這種實行方針可以防止各自為政，讓各界可以集中於製造集體的傑出表現。
最後，建構標準及平台將可令成功得以延續下去。擁有在不同情況均適用的標準，是一個終極的目標。同樣地，另一個終極的目標，是建立及維持一個平台，藉以持續地產生集體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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