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記憶，所以我在

整理：李陽雪

香港書展，難得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今天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文化的繁華。凡是做過事情的人都知道，批評比較容易，做事其實很難。今天在場有貿發局的很多的同仁，有《亞洲週刊》很多的同仁，他們已經有很多天沒有好好睡覺了，我們給他們一點最真誠的鼓勵，謝謝你們。謝謝貿發局，謝謝《亞洲週刊》，謝謝所有的同仁，謝謝你們。

我離開三年了，這三年之中，你們出了真多事情。但是我今天講的題目跟眼前的現實沒有關係，因為我三年不在，當我不知道很多很多其中的細節的時候，其實我是沒有發言權的，我今天要談的是「記憶」這件事情。

2001年中國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帶了父母去觀賞，他們當時已80多歲了。《紅燈記》的主題是共產黨遊擊隊如何勇敢地愛國抗日。那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紅色」宣傳作品「明目張膽」地在台北上演，而且就在國父紀念館。

帶他們去之前，我以為曾經在南京保衛戰中從雨花臺一路奮戰到挹江門，一身是血死裏逃生的父親，看戲時會大怒，當場飆罵「你小子，抗戰哪是你打的！」我以為母親可能為戲裏的生離死別而哭泣。而實際上，我的父親拿着手帕從頭哭到尾，80多歲的人可謂是老淚縱橫。母親完全相反，鐵青着臉，面無表情，一句話也沒有。

後來跟他們聊才知道，父親的記憶裏只在乎一件事，就是可惡可恨的日本人的侵略。看戲的過程中他從來沒有具體想是誰在抗戰。他的感動是回到那個充滿愛國精神、保衛國家而犧牲的抗戰中。我的母親很簡單，認為共產黨殺了她的哥哥，其他無話可說。

我以為我懂得他們，而追問傾聽之下，他們的記憶跟我以為的不一樣。換句話說，這兩個人，在民主的運作裏，如果在台灣要舉辦像香港的政改方案的公投，討論歷史課本如何編寫，或者像希臘的紓困方案公投等，我相信同一個家庭的我的父親母親，很可能投票行為都不一樣。因為記憶的軌跡不一樣，記憶裏讓他們痛的地方不一樣。

2005年11月27日，香港人興高采烈地將李小龍的雕像擺放在星光大道上，很多影星、影迷和觀光客蜂擁而至。這是重大娛樂新聞，電視談話節目討論為什麼香港電影不如從前。而剛好在前一天，2005年11月26日，另外一個李小龍雕像也被樹立起來了，在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莫斯塔城。

城裏最有名的是一座1566年建的古橋，是聯合國指定的文化遺產。三個族群生活在這裏：穆斯林的波士尼亞人，天主教的克羅艾西亞人和正教的塞維爾人。這個城市便成為族群交流的象徵。但後來1992-1995年間塞爾維亞人宣布獨立的行為，招致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政府鎮壓，釀成內戰。波士尼亞戰爭中，大概有20萬人死亡，上百萬人流離失所。期間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大屠殺，一個村8000人被秘密消滅，發生了「萬人塚」。

以往尋常日子裏在市場、送小孩上學時會點頭微笑、打招呼，彼此是鄰居的人們之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座橋也被毀滅，記憶也被炸斷。一種記憶取代了另一種記憶。戰爭後，燒殺搶掠、屠殺、仇恨變成人們與莫斯塔人最主要的記憶。可是居民們還是要繼續在這個城市裏生活，還是會在接小孩或者經過同一個公園時見到，日子怎麼過下去？

於是莫斯塔的一群年輕人思索：在這三個族群記憶裏，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美好記憶？他們找到的是李小龍。70年代，他的電影風靡整個歐洲，尤其是東歐和南歐。跨越了信仰，李小龍代表了一個大家共同嚮往的價值：對弱者的慈悲，對強權的反抗，對維護正義付出勇敢的努力。他們募資建立李小龍的雕像放在莫斯塔中的一個公園。而這個雕像，不到24小時就被搗毀。

我在想，是什麽東西會讓人們走在一起，什麽東西會讓人決定將整條村，8000人一夜之間殺掉？我覺得記憶是很重要的因素。

記憶像是水庫，如果面對記憶的方式是對的，它可把荒蕪的田地灌溉成萬畝良田；如果忽視它的危險性，它也可把良田變成萬人塚，而這一再發生。

在佛教裏，「功課」指的是必須早晚靜思課誦，是一件要努力的事情。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艱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非常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處理的。

2015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也是1975年越戰結束40周年紀念。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車堂堂駛進了西貢的總統府。如今統一的強大的越南如何紀念這40年前的日子呢？勝利者以壯大的閱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對勝利者是一種再度自我肯定、自我表揚，或許有其必要。而這場戰爭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帶着恐怖、流血的創傷記憶的300萬人也流離在外。以壯大軍容慶祝的人，流亡的和那些死去的人，他們其實彼此是「同胞」。勝利者以這個態度紀念過去時，創傷的記憶是沒有辦法療癒了。

對記憶這門功課是否有不同的解題方法？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方式。今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戰勝國面對這段記憶比較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帶小學生到古戰場致敬，舉辦音樂會。但戰敗國呢？或者說，始作俑的侵略國怎麼面對、如何處理呢？德國做功課的方式大家知道。最大的動作是1970年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犧牲者碑前出乎意料地，在世人炯炯目光下（應是臨時起意）跪下了。

德國內部一直有辯論，1945年5月8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那天，究竟是「戰敗日」（Defeat）還是「解放日」（Liberation）？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這是很難的。如果說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是反對納粹的。如果說是「勝利解放」，又怎麼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毀滅，以及其後的饑寒交迫和羞辱？1985年終戰40周年時，魏茨澤克以德國總統的身份公開說，1945是德國的「解放」。

在2005年的普查中，35％的德國人認為1945是德國的「戰敗」，十年後的今天，只有9％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這個功課做得非常長、非常難，長達70年。

面對記憶，台灣也有為難之處。因為，誰是「台灣人」？對於戰爭，台灣人主要由兩股記憶繩索組成，一股是在日本統治下被送到東南亞的叢林戰場中協助日軍作戰的艱辛經驗，另一股是在十萬青年從軍的記憶，在日軍侵略的炮火下家破人亡、浩劫餘生的感受。這兩股激烈抵觸的繩索要纏在一起變成一根不會斷裂的粗繩，是多麼不容易。

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視察行程。我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社區發展。金瓜石小山村裏最有名的地標，是「國際戰俘紀念碑」。碑建在村內，紀念4000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一面黑色的石牆，刻着4000多個名字。這裏已經成了金瓜石的觀光景點。

一路陪着我的兩位村裏的老人，在解說礦坑的歷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裏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欲言又止，他們試圖告訴我1942年金瓜石發生的事情。老人家敘述絮絮叨叨，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記憶裏隱隱作痛的東西。

當這些盟軍戰俘被關在俘虜營裏時，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國民，俘虜營的監視員也往往用的是台灣兵。如今政府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些盟軍士兵，把一個宏大的紀念碑放在村子中間──它難道不是一個每天指着你的「提醒」？這或許是應該承受的歷史責任。老人家想說的是，但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了的，不只是這些國際戰俘。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原來1942年日本人鎮壓礦區，逮捕士紳和鄉民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為國際戰俘立碑的同時，我們自己村子裏的歷史有沒有人知道？

我常覺得，辯論歷史曲折遠不如慈悲來得重要，尤其是及時的慈悲。對這段歷史的無知讓我感到慚愧，回去後，文化部馬上聯繫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1942金瓜石事件，並且結合地方，由鄉民們自主地進行建碑。這個岩石碑在2014年建立：「於1930年代，日本統治的末期，由於爆發二戰，為恐台人乘機謀叛，日人發起『莫須有』之鎮壓，遂於1942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紳、耆老、菁英百餘人或威脅或監禁，嚴刑酷訊… 」

我們對身邊很多人都不認識，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傾聽過。很多記憶是被藏起來的，除非你親自去叩門說：我要聽。2013年台灣文化部推出「臺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搜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着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影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璜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麼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台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原住民胡秀蘭最記得的是小學同學被盟軍飛機炸死，死時高喊「萬歲」。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灣人的心情。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不慍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20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後立志環遊世界。

歷史的書寫有所謂「國史」，通常是大的敘述。「國」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愛的，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是一整代的人。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求職、一起投票、一起長大，看電影時在同一個點笑出聲，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經驗。在同一片土地上生、老、病而後多半死於斯土。我們為醫療保險制度和所得稅率辯論；我們為學校的教學制度和媒體的尺度問題爭吵；我們為行政和立法權的分際、為司法的公正與否斤斤計較；我們為哪個政黨該執政機關算盡、搏鬥到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意味着波濤洶湧上只會有同一個命運。又例如最近發生的，當希臘這條船觸礁時，哪一個希臘人可以倖免？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20世紀是一個「倉偟」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最深刻的印記。我們在戰爭中消滅同胞凌虐同胞，在貧窮中推擠同胞踐踏同胞，在流離失所中踩掉了別人的鞋子也來不及舔自己的傷口——我們自己還痛着，哪裏有心情去多看身邊的人一眼。

但是現在是21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70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能給的是對記憶的尊重。我們欠所有的沒有被理解人的是一個真誠的傾聽。

21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傷害、故意掩藏的記憶。這可能是新世紀對年輕人的挑戰。傾聽，是建立21世紀華人世界新的文明價值的真正起點。傾聽，是新一代必要開啟並且完成的，不管你站在海的哪一岸上。

文章部分內容參考《鳳凰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