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棄嬰》到《蛙》：莫言如何書寫獨生子女政策

去年3月，筆者應愛荷華大學之邀，參加了他們的「藥丸與筆桿：文學與大眾文化中對避孕和墮胎的表述」研討會，並發表了專題演講，介紹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探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如何在小說中描寫此一政策。

 

 

中國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將此作為頭等重要的國策之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口迅速增長，其中一個原因是死亡率減低，人均壽命延長。嬰兒夭折率由1949年的千分之227降到1981年的千分之53；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至1976年的66歲。另一個原因是當時中國政府向蘇聯老大哥看齊，鼓勵生育。毛澤東深信人多力量大，把龐大的人口作為超英趕美的必然條件，因此大力支持並獎勵多育家庭，遏制計劃生育工作。這樣一來，中國的人口從1949年的5.4億激增至1976年的9.4億。早在50年代，人口學家馬寅初就對人口激增表示憂慮，在其「新人口論」一文中論述應該及時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不然後果嚴重。可是馬的理論得不到毛澤東重視，相反，他被扣上懷疑社會主義優越性、蔑視人民大眾等帽子，受到各大報刊批判 。

 

到了70年代，人口激增終於引起了警覺，政府開始鼓勵人民晚婚晚育，並提倡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雖然人口增長有所放緩，但因為基數龐大，一家兩個孩子依然解決不了問題。獨生子女政策在1977年開始醖釀，1979年正式推行。 一方面，這項政策確實有效地控制了中國的人口增長。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一政策給此後30多年的中國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也有目共睹，例如強迫避孕、墮胎對婦女造成的身心傷害，大量的虐殺女嬰案，人口性別失衡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人口老年化帶來的社會負擔，愈來愈多的失獨家庭，獨生子女的教育問題，以及「四二一」的贍養模式造成的壓力，等等，不一而足，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人權組織的廣泛關注和批評。這樣一來，獨生子女政策在中國也成為了敏感話題之一。

 

2012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莫言，是少數在小說中書寫這一話題的中國作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莫言剛開始其寫作生涯時，他的小說就已經涉及這一敏感題材。

 

 

發表於1986年的短篇小說《棄嬰》，是關於一現役軍人返鄉省親途中，在一片向日葵地裏撿到一遭遺棄女嬰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描寫了那軍人撿到女嬰後的兩難境地。他本人已有一女兒，按國家規定不可以再生育。然而，上至其父母，下至其妻子，甚至才幾歲大的女兒， 都強烈要求他和妻子再生個兒子，所以他們絕對不可能接納這個葵花地裏的棄嬰。 女嬰從一進他的家門開始就受到敵視，全家都催促軍盡快把她送走。軍人四處為女嬰找家，最後請在診所當婦產科醫生的姑姑幫忙，誰知在診所目睹另一遺棄女嬰事件。故事結尾是開放式的，沒有明示最後女嬰命運如何，而是以軍人坐在葵花地裏的思想活動作結：「醫生和鄉政府配合，可以把育齡男女抓到手術床上強行結扎，但誰有妙方，能結扎掉深深植根於故鄉人大腦中的十頭老牛也拉不轉的思想呢？」可以看出，這篇故事主要在於批判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但也隱藏了對獨生子女政策的思考。

 

莫言的另一篇短篇小說《地道》比《棄嬰》更富戲劇效果。小說描寫了一個農民家庭躲避強行引產的故事。方山夫婦已有三個女兒，嚴重超生，但是他們不死心，還是希望能生一個兒子。某天清晨，方山被狗吠驚醒，估計是鄉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人來抓超生家庭的孕婦去做手術，他便把已經接近臨盆的妻子藏進他花了半年時間挖成的地道裏躲避。地面上，計生辦的人開來了拖拉機，威脅要把拒不交出孕婦人家的房子推倒，鬧得雞飛狗跳；地道裏，方山的妻子加緊生產，和地面上的人比賽速度，並最終誕下一男嬰。故事結束時方山自豪地說：「老婆，我們勝利了！」短短一句話，揭示了作者的心態──把違反國策的行為當作勝利之舉，對此國策的質疑昭然若揭。

 

中篇小說《爆炸》描寫的是孕婦被迫墮胎的故事。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軍人，已經有一個女兒。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極其渴望能再要一個孩子，希望第二胎能生個男孩。趁他回鄉探親，他的妻子在避孕工具上做了手腳，偷偷地懷了孕，但被村幹部發現了，上報了部隊。於是，軍人奉令回到家鄉處理妻子計劃外懷孕的事情，帶妻子去其姑姑任職的診所墮胎。在診所的手術室裏，一位素不相識的產婦正在臨盆，軍人陪伴妻子在外面等候。

 

莫言這個故事對墮胎的描寫別具一格。雖然敘述者只是聽見手術室裏忙亂的聲音以及產婦痛苦的呻吟，但他時而把自己想像成腹中的胎兒，或者說，他在「回憶」自己作為胎兒用盡全力降生人世的經歷，時而又還原為在手術室外等候的軍人。這種「回憶」可以稱之為「前記憶」（prememory），指的是一個人出生之前的記憶。這是與 Marianne Hirsch 的「後記憶」（postmemory） （一個人對發生在自己出生之前的事件的記憶）相關的概念，不管是前記憶還是後記憶，記憶中的事件都與個人有着很深的聯繫。在《爆炸》這個故事中，莫言花了不少篇幅描寫敘述者的「前記憶」。軍人是這樣由第一人稱敘述者過渡為胎兒的：

 

 

「……我恨不得變成胎兒，我看到我自己，不由驚悸異常。

 

我推着重載的車輛登山，山道崎嶇，陡峭，我煞腰，蹬腿，腿上的肌肉像要炸開，雙手攥緊車把，閉着眼，咬緊牙，腮上繃起兩坨肉，一口氣憋在小腹裏，眼前白一陣黑一陣，頭髮梢上叭叭響，木頭車把往外長，太陽着我的頭旋轉，四周瀰着蟬鳴。……車輪一寸寸地上行，挺住！用力！使勁！只差一點點，就爬上了山頂。山頂平坦如砥，綠草如茵，柔軟似綿，只要登上山頂我就可以躺在綠草上，看活潑伶俐的黃蝴蝶在我臉上飛來飛去，蝴蝶背負着深不可測的藍天，如幾片漂在水面的黃葉。用力！對！對！對！……哎喲……我不行了……」

 

以上引文第一行的「我」是軍人，後面的「我」就變成了胎兒，用推木頭車上山比喻誕生是如此艱難。接着，敘述者又變回在手術室外等候的軍人，着手術室內的動靜。一段時間以後，他再次「回憶」自己作為胎兒的經驗：

 

 

「……我推車上山，每一條肌肉都像拉壞了的彈簧一樣鬆弛。我不是用肌肉發力，而是用筋骨，用牙齒，用濃稠如粥的意識，陡坡與山頂之間只有一點點距離了，薄得像一線刀刃，我通過車輪感覺到了平坦山頂的邊緣，聞到了野草雜花的腥香，遍體金茸毛的蜜蜂像呼嘯的子彈射擊着輕飄飄的蝴蝶……

 

好！姑大叫一聲。嬰兒被關卡壓迫得長而難看的頭沐浴在溫暖明亮的人間空氣里，姑扯着嬰兒的膀子，嬰兒像一條圓滑的鰻魚緩緩地游出來，我感到淋灕盡致的厭惡和欣慰。……」

 

通過兩個敘述層面的轉換以及敘述者的身份裂變，作者有效地圖解了胎兒作為孤獨無援的個體與強大的國家機構之間的權力較量。一方面，敘述者化身為胎兒，奮力搏鬥，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另一方面，作為父親，他又是「一胎政策」的執行者，正努力勸說妻子扼殺腹中的胎兒。此種寫作技巧為讀者帶來了全新的閱讀經驗，引領讀者深度思考生與死的問題，以及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帶來的影響。

 

2009年，莫言出版了以獨生子女政策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蛙》。前面討論的幾個故事，在此作品中都有類似情節。 可以說，從80年代中到2009年之間的20多年，這個題材一直縈繞在莫言心頭，最終形成了這部長篇。

 

 

小說共分五部，每部均以男主角（亦為第一人稱敘述者）蝌蚪寫給一日本著名作家的短信開頭。根據故事中的線索，此日本作家應為1994年諾貝爾文學奬得獎者大江健三郎的原型。小說的前四部是蝌蚪記錄其姑姑的故事，作為信的一部分寄給日本作家。第五部則是一齣九幕話劇，講述一個代孕中心的荒誕故事。蝌蚪的姑姑是出色的產科醫生，建國初期為村民接生了無數嬰兒，極受村民擁戴，有「送子娘娘」、「活菩薩」的美譽。到了獨生子女政策成為中國國策的年代，作為忠誠的共產黨員，姑姑又義不容辭地執行黨的政策，不惜使用強硬手段為無數婦女做了流產手術，成為人們眼中的殺嬰惡魔。姑姑就是這樣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形象貫穿全書。值得留意的是，之前在其他故事中出現過的情節，在《蛙》裏有所發展。例如，在《爆炸》中軍人的妻子成功地做了流產手術，在《蛙》裏蝌蚪也是軍人，也奉命回家勸說妻子去流產，然而妻子卻在手術檯上身亡。這一情節上的改變，反映了作者對強行流產危害婦女這一現象的反思和批判。小說取名為《蛙》頗有深意。首先，青蛙是多產的動物，中國有些地方有以蛙為生殖圖騰的傳統。男主角的筆名為蝌蚪，蝌蚪的形狀與人的精子相似。其次，「蛙」、「娃」、「媧」三字普通話音近，作者把多產的青蛙、夭折的娃娃和補天造人的女媧巧妙地聯繫起來，給予讀者更多想像和思考空間。

 

晚年的姑姑備受罪咎感折磨，最終請求她善於做泥娃娃的丈夫為被她結束了的2800條小生命塑像，以彌補自己的罪孽：

 

「東廂房裏光線很暗，一股陰涼潮溼的氣息撲鼻而來。姑姑拉了一下牆上的燈繩，一盞一百瓦的燈泡亮起，照耀得廂房裏纖毫畢現。這是三間廂房，所有的窗戶均用磚坯堵住。東、南、北三面墻壁上，全是同樣大小的木格子。每個格子裏，安放着一尊泥娃娃。

 

姑姑將手中的泥娃娃，放置在最後一個空格裏，然後，退後一步，在房間正中的一個小小的供桌前，點燃了三炷香，跪下，雙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詞。」

 

在這本小說裏，莫言的一些描寫引導讀者作大膽的聯想。小說的第五部照例是以給日本作家的信開頭，裏面有這樣幾句話：「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遠也洗不淨呢？被罪惡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這裏提到的血，是誰的血？沾到誰的手上？誰的靈魂被罪惡糾纏？罪惡指的純粹是墮胎嗎？有沒有別的寓意？此信落款處的日期是2009年6月3日，天安門事件20週年紀念前夕。信和日期是虛擬的，為甚麼偏要選這麼一天呢？作者此處是否有更深層的指向？敏感的讀者難免會把這裏所說的血、靈魂、罪惡等字眼與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悲劇聯繫起來。另外，姑姑放滿三面牆壁的泥娃娃，也不禁讓人聯想到火葬場的骨灰安放地，這是否又可看作當年在民主運動中那些年輕生命的小小墓碑？

 

2013年底，中國政府對獨生子女政策作出調整，有限度地放鬆了對國民生育的控制。然而，此政策在過去30多年中對中國的影響不容忽視。莫言以此為題材的作品，展現了作家關心社會民生的情懷和敢於觸及敏感題材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