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樺：儒家思想對現代政治的影響

儒家經歷過公天下及君臣制度，就統治者的正當性來說，儒家強調一個統治者必須修身齊家、對老百姓很好、守信用。這樣的統治者怎樣管理國家？儒家也有些想法。從先秦時代開始，儒家便一直強調要以德治國，要行仁政王道。以政治德性來說，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民主德性。

我們先總結儒家所要求的德性。就政治理想來說，從儒家的創始者孔子來說，我們應該把天下都變成是大家的，尤其是對統治者來說，天下是公有的，不是他個人的。統治者必須把統治國家的責任當成神聖的任務，在之後也要找一個賢能的人把統治權交給他，這就是公天下。

《論語》也有提及，堯不只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而且在他治理好國家後，沒有把位置傳給他的子孫，反而把統治者的位置傳給舜。舜之後，就把帝位傳給禹。這三個人，讓孔子看到中國政治的典範，就是公天下，並將帝位傳給賢能的人。這種理想，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沒有了。這些年代已經距離孔子幾百年以上了。周朝是以父傳子傳了幾百年，但孔子在這樣的制度上有了退而求其次的理想，就是可利用現在天子、諸候、大夫的階層制度，來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治秩序。如果真的治理得好的話，所有的典章、制度、法律也應由最上層的周天子發號施令下來。如果失效的話，這樣的制度就會由諸候來決定，再不行的話就由大夫來決定，但已經是等而下之。

孔子身處的年代已經是由大夫來執政，他非常憂心，如果繼續維持這個樣子，三代五代之後，朝廷就會滅亡。實際上周朝是沒法恢復他的封建制度。在周之後，到了滿清，中國再也沒有這樣的封建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君王或帝王，下面有群臣。所以後代的儒家就期待能不能有一個能君，下有賢臣去輔助他，這樣老百姓會過最好的生活。孔子說，如果君主對待大臣都是用禮數的話，大臣對他的國君就會忠心。

這種想法，到了後代，甚至今天，我們都認為是理所當然。這就是剛剛所說，一種價值，超越時代，成為規範。如果君主沒有對他的大臣待之以禮的話，大臣就可能不會對國君心悅誠服。在先秦時代，這被定位為君臣之間應該有的關係，有聖君自然會有賢臣，如果沒有聖君，就沒有賢臣。但儒家就留下了一條難題，如果真的沒有賢臣聖君的話，我們怎麼辦？以歷朝的經驗來說，會有很多的動亂，一直到那個朝代被取代為止。

儒家在統治的正當性上，到今天都有深遠影響的論述。所謂正當性，就是一個統治階層在發號施令的時候，要令到百姓心悅誠服。這種服從，必須是內心發出來的服從，而不是因為這個國王有軍隊就可以用武力叫人服從。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對正當性要怎麼建立，是有一套論述。如果統治者都能修身齊家，不要說大臣，所有老百姓都會臣服；如果他自己其身不正，就算他行什麼法律，老百姓還是不聽。

各位想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於自己的統治階層，就是現在的行政首長或者民意代表，或是地方政府的官員，我們不是常常會這樣覺得嗎？如果說一個官員，他自己三申五令要求他的部下不要遲到早退，他自己卻遲到早退，會是怎樣。如果他要求部下不能貪污或接受款待，但是他自己卻非常貪心，亦沒有人會服他。這種事情，用儒家的道理來說，其身不正的話，怎講也沒有用。

儒家把統治階層與治國國家的關係，當成是跟個人修養及整理家庭關係同樣的道理。要修身齊家，之後治國平天下。所以儒家非常注意家庭倫理的關係，像孝、悌、忠、信。儒家認為，如果一個人在家會孝順父母的話，他到外國就會忠於他的國君；如果他能愛他的兄弟，他就知道如何服從他的長官；如果他對晚輩很慈祥的話，他就知道要怎樣對待百姓。家庭的管理跟一個大國家的管理，對儒家來說是一脈相通的。如果作為一個父子兄弟，能讓別人效法的話，那麼老百姓就會效法他。

這樣的思想，在歷朝都不斷的改變，到了近代，證明這樣的思想只是一個錯誤的假定。對於西方的政治思想，各位會發現跟我們的分別非常大。先秦時代是我們政治規範的起源，西方的起源在希臘時代。在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提及政治的統治，就是跟家庭中的統治不是同一樣的統治。他說，在每一個家庭中，你會看到父子的關係、夫妻的關係、主人奴隸的關係，但是三種關係都是不平等的關係。父親教訓小孩、夫君指示太太、主人支配奴隸，他們都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

在雅典的城邦中，就必須假定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每一個公民都要有一票的投票權，每個人都有機會扮演陪審團、法官，甚至國家的統治委員會，大家輪流有機會統治別人跟被別人統治。這種平等的公民關係，亞里士多德說，不是用家族統治的邏輯可以概括出來。可是中國不是這樣想，儒家在先秦時代，就認為一個人格物致知及誠意真心，就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一種想法，是做到還是做不到，以至該不該這樣做，到了近代，被強烈的反思。

孔子另外也講到，統治的正當性是要把個人及家族治理得很好之外，還要對老百姓好、愛民及守信用。孔子的學生子貢問他說，治理國家，甚麼是最重要。孔子說，你要讓老百姓有得吃，讓他們在國防上有保衛，同時要讓他們對你這個統治階層有信心。子貢很聰明，故意問他說，到底那一個比較重要。孔子回答很清楚，在不得已的時候，不管軍隊；再不得已的時候，不管吃得飽，絕不可以讓老百姓覺得你不可以信任。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絕對要守信用，所以後來發展出君無戲言，甚至現在的總統，講話必須要算數，否則就沒有統治的正當性。這些是儒家對建立正當性的想法。

至於管理國家的道理，儒家跟西方的思想有很不同的想法。儒家的想法是認為，如果要用道德規範來管理這個國家，國家自然會上軌道。反過來說，如不用道德規範，而用法律及命令的話，永遠管不好。治理國家如果是用刑法的手段，老百姓可以犯刑法，卻不會覺得羞恥。如果是用道德和禮節去教他，老百姓就會內化那些想法變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樣老百姓不止會守規則，而且他們會有羞恥感，可以頂立於天地之間。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是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是老百姓，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君子，這是儒家的理想。

儒家說要行仁政，孟子有一段話，後來被儒家不斷的演述。孟子說：國王，你如果要行仁政的話，你就做幾件事情，不要行嚴刑峻法，不要增太多的稅。這樣老百姓就有時間修養他的德性，在家孝順父母及友愛兄弟，就會成為有廉恥的國民。當要對抗強敵，老百姓只是拿起棍子，就有辦法對抗人家的刀槍。孟子又說，如果真的要行仁政或王道，你就要讓老百姓的生活過得好，要什麼都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如果是老百姓希望的就去做，老百姓憂慮的要更早憂慮到。如果這樣做而無法稱王於天下，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霸之道就是真正的仁君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的只是霸王。如果是以仁服人的話，不需很強的武器及國土也能服人。如果是以力服人，你就必須是一個強國。儒家相信，統治天下必須行仁政、用德治，這些對於法家的人來說，是非常的迂腐。可是經過兩千年，當一般的民眾看統治者的時候，是希望他用武力跟刑法來規範，還是想他用文教？如果統治者是對自己好、講信用、行仁政的話，我們會稱他為好的長官。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並沒有消失，沒有因我們進入了民主時代，就想要另外一套體系。

最後我講的儒家思想就是德性。儒家的德性比起其他體系只有更多，沒有更少。曾經有人問孔子的弟子子貢，你們老師周遊列國時，是怎樣了解該地的政治制度，怎樣向他們的國君表達政治見解呢？子貢回答，我們的老師是用溫、良、恭、儉、讓的態度去得到不同國家的資訊及表達意見，這與其他人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這其實是一個比喻，而這個比喻來到今天台灣也有人引用，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就是一個有溫、良、恭、儉、讓的德性的賢能，更有人說，就是因為他太過溫、良、恭、儉、讓，才沒法贏過政治鬥爭與他的敵人。可是，大家也要想想，這種傳統不是只有現在馬總統才有體現過？在歷朝中，凡是被老百姓當成仁君的，都是試着想當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儒家對於統治者的要求，就是要很辛苦的去做事，不能抱怨，必須恭敬於專注的事情，對人民寬大、守信用、做事果斷及通達，或是多才多藝，不能因小的利害就忘記大的藍圖。

然而，這些要求過時了嗎？就政治德性來說，儒家所說的這些對君子及統治者的德性，到今天，老百姓其實都希望能看得到。

（待續）

下文預告：現代政治五種形態——哪種適合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