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國全：香港經濟發展為何落後於新加坡？

郭國全教授自從於2008年從政府提早退休後，已鮮於主流媒體發表意見，本社最近邀得郭教授作一系列深度專訪，先一連兩日探討香港經濟發展可以借鑑新加坡的地方，以解決目前本港遇到的經濟問題。

近年香港社會對很多問題的爭拗不斷升温，議會混亂、樓價高企、人口老化、政府管治困難日增，有些人歸咎香港經濟走下坡。郭國全卻指出：「香港失業率現在徘徊在3.2%左右的低水平，消費物價通脹在3.5%左右，經濟不算差，比較歐洲失業率約10%，在部分國家如西班牙甚至約一半的年輕人無法找到工作，香港可算是全民就業。在過去十年，香港經濟的實質平均年增長率達4%以上，相比與其他發展程度差不多的國家約2%增長，本港的經濟表現也相當不錯。」

但現在愈來愈多人喜歡把香港跟新加坡比較。由上圖可見，在過去十年，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達6.2%。用人均 GDP 來計算，香港跟新加坡在九十年代初是差不多的水平，約 US$24,000。到了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達到 US$55,190，而香港則只有 US$38,120。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是否值得香港參考？這是一個愈來愈多人關心的課題。

郭國全指出，香港和新加坡兩地的發展背景很不一樣。「過去幾十年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傾向政府主導，多年來大規模填海造地，大量吸引外來人才和勞工，積極推動特選產業，快速擴大經濟規模。這些政策能夠有效推行，與新加坡的政治傳統和强大的執政黨有密切關係；而香港則是大市場、小政府，模式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結果，不能說哪一個較好。」

毫無疑問，近年香港面臨的一個嚴峻的經濟發展瓶頸，是我們的供應能力追不上需求的增長，這包括土地和樓房，人才和勞工。所以在需求增加的時候，價格會上漲，而經濟規模擴展受到約束。郭國全引用林奮強發表的《香港黃金五十》的報告指出：「香港甲級寫字樓的租金已高於區內其他地區，包括新加坡和上海。外資企業來港投資，發現在香港尋找較大的辦公地方，不但昂貴，而且選擇很少，同時要把大量的人才進駐香港時，會出現高檔住宅租金成本大幅上升的情況。所以，原本可以派100人來，最後只決定派10或20人，而且只能保留最高層的人員。本來駐港高層人員愈多，僱用中高及中低層的職員也會愈多，但由於寫字樓和住宅供應不足，香港不但減少了高層職位，中高及中低層的職位也會相應減少。這些中高及中低層職員去了哪裏？當然就是新加坡、上海、台北或者深圳等等。因為香港營商成本高昂，只能讓最必須的人員留駐。」

郭國全補充說：「香港依然是亞太區內的國際大都會，很多跨國公司如 JP Morgan、GE、KPMG 等都以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甚至全球總部，高層人員進駐香港，但本地經濟及僱員的得益卻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中低層職位增長緩慢甚至流失。」這樣發展的其中一個結果，對本地的年輕人來說，就是減少了很多就業和晉升機會。「根據《香港黃金五十》的報告，從2001年至2010年，本港的金融及商業服務就業人數上升10萬人左右，升幅少於20％；同期新加坡相關就業人數上升超過25萬人，升幅逾70％。這個差距代表本港二、三十歲年輕人進入這些企業的機會減少，『中環一族』的升職加薪的機會減少，這樣對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不無影響。」

香港為什麼會陷入這種境況？郭國全認為，「主因是香港無法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導致寫字樓和住宅供應緊張，因此有如此後遺症。」長期以來，本港在增加土地供應問題上面對重重障礙，「方法其實有不少，例如填海、開山、重建舊區、開拓新市鎮等等，但其中有很多受公眾關注的問題要考慮，如環保、保育、賠償、安置等等，這些問題在大部分發達國家都一樣出現。近年來香港在增加土地供應的政策，每一步都很困難，從宏觀角度來說，現在的情況是很難避免的。」

前文也說過，模式不同，結果自然相異，不能單純用好和壞來形容。郭國全對此並不悲觀：「如果香港能像新加坡那樣大幅增加土地、人才和勞工的供應，香港的經濟增長和規模會非常不一樣。但現實歸現實，在供應受到種種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香港只能盡量有效運用現有的空間和資源。在這方面香港的市場效益發揮得很不錯。關於這方面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有關「總因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的研究。TFP 的高低取決於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力和效率的增長速度，也就是看市場和政府的管理效益，教育和科技的投資成果，以至經濟在面對不斷轉變的環境而持續調節的能力等。研究顯示，香港的 TFP 在過去幾十年一直領先於亞洲四小龍，即使近年被新加坡追近，亦仍然處於區內前列，顯示本港的經濟效益仍然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