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前財政司夏鼎基為香港引入「積極不干預」政策，從此「小政府、大市場」成為香港的傳統，帶來的經濟起飛亦令香港人引以為傲。不過，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對自由資本主義的質疑和批評不斷，不少人開始懷疑香港政府是否仍要保持「小」的角色，甚至有意見開始認為我們要借鑑新加坡的成功。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另闢蹊徑，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香港的出路。
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公平
究竟什麼是民主社會主義？丁學良解釋道：「社會主義的定義，你可以找到至少幾十種。但對大部分人來說，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可能是最吸引人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前面加了個民主，它提出了最重要的兩個價值系統，一個是政治的價值系統，叫作民主；然後是社會主義，說的是社會公平。社會主義最早在歐洲興起的時候，強調的就是社會公平，特別在經濟、生活方面。有人有錢，有人沒有錢；有人能幹，有人不那麼能幹；有的年紀大了、病了、懷孕了，你不能因為這些人不年輕、身體不好，就讓他失去一些基本的經濟來源。社會主義最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很多人以為社會主義就是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操控，但丁學良多次強調，那是一套講社會公平的主義。「如果把這樣的社會主義拿到中國、印度，我想大部分人都會擁護的，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是那麼有錢。你就算很健康，也有生病的時候，你現在很年輕，但也不會永遠年輕吧！就像你的爸爸媽媽。所以我說，社會主義的這一部分，我覺得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會有吸引力。但是社會主義原來的時候不是很強調民主，都是在強調社會福利，而民主就把政治方面帶進來了。」
丁學良指出，全世界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以及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人道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廉潔程度最高的國家，絕大部分都屬於民主社會主義，「如北歐、西歐、澳洲、紐西蘭，都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我覺得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直到本世紀中葉之前，都是一個最適合的價值系統。」如是者，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又是否同樣適合？他認為：「香港條件比大陸好很多，因為香港基本上沒多少農民，基本上是個大都市，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中間的一部分在香港不太適用。但其中還是有香港人會接受的東西，例如社會要多一點公平。香港的經濟不平等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工人階層、年輕人沒希望買到住房，退休的人和生病的人的福利都很差，這些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應該解決的。」丁學良重申，社會主義原來的意思正是社會福利和公平。
民主社會主義違反香港傳統？
另一方面，他認為，現在香港的民主也不是很好，「是有一些基層的民主，但沒有整個香港範圍的民主，要是把民主跟社會主義加起來，這樣的香港會有很大的吸引力。」不過，說到福利，很多人都會聯想到福利主義，「有些大資本家肯定不喜歡，一個地方有社會福利的話，那就要問錢從哪裏來？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不可能大家不交稅，然後有很好的福利。我在澳洲和德國待過一段時間，在那裏收入很高的人交很高的稅。當然我不贊成馬上就把香港的稅提高，但確實要檢討一下。」
確實，世界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運行得相當好，但是，一些大國如美國也並非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而本港傳統以來是小政府大市場，經濟繁榮，是否要改變這個傳統，這是近年不少人熱烈討論的話題。「我們說香港小政府，有兩個意義，第一是政府不要顧及太多的人，第二是政府不要管太多的事。在這個前提之下，這不等於說香港不可以實現更公平的福利制度，這是兩回事。在澳洲跟紐西蘭，政府的權力很小，政府官員絕不敢囂張的。但是他們一樣有非常公平的社會福利，同時他們的經濟也做得很好。所以說，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體制和生活方式，如果我們只是要跟更差的比的話，當然我們香港都沒問題了，但如果要跟更好的比，就要有不同的做法。」
中港矛盾點在於水貨客
丁學良認為香港現在的情況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不滿是有原因的，他指出中間有很多社會制度的問題。對於港人經常投訴有關自由行及內地新移民的問題，他認為是全世界的問題：「我們不能只怪香港居民，他們的抱怨在我看來，大部分還是講道理的。我跟很多人包括中國大陸的人都說過，你看香港過去的統計數字，從2003年到現在這些年，真正到香港至少住一個晚上酒店的比率並不很高。最近的統計數據就說明香港去年從外地來的這類旅遊客，包括內地和海外的，也就800多萬，這個數字若對比起去年所有入境的外來遊客人次——4000多萬——是很低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真正意義上的遊客。」丁學良形容，至少要待一個晚上才能算真正的遊客：「就是說，維多利亞港很漂亮，但是待一個晚上才能看到啊！」他認為這中間大半很可能都只是來港購物，而部分更只是水貨客：「而這些數字帶來的問題就比較大了，因為他們一天過關很多次，而且每次不是空身一個人過，還會拉東西，對地方造成堵塞。如果這是偶然也就罷了，但如果一年365天都是這樣，港人的生活就會受到干擾。這對做旅遊業、零售業、房地產的生產當然有益，但對普通香港居民就沒什麼好處，反而要承受很大的壓力，所以我說兩地直接的很多矛盾都是被一個問題所拖累的，就是利益集團把香港老百姓捲進去，讓他們付代價，而自己就賺錢，這是很簡單的。」
面對這個問題，丁學良並不覺得是很難解決的：「只要給內地來的人分類就行了，例如說商業的、來工作的作一類，每年多次往返，但並非無限；旅遊客的作另一類，每年大概六次。香港這麼點大的地方一年來六次還不夠嗎？就是要把每天都是來做水貨客的情況作限制，因為這才是香港老百姓受不了的地方，我也受不了。現在出去哪裏都不方便，香港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他認為運用電腦科技，分類將變得容易。若每年由內地到港人次不超過1000萬，香港人的怨氣就會相對平息。
個人簡介
丁學良，出生於皖南農村。在國內斷斷續續地受過不完整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1984年獲匹茲堡大學校長獎學金赴美國留學，1985年獲哈佛大學獎學金和福特基金會個人研究獎金，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洲大學亞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從事教學和研究。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的客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發展、轉型社會、大學制度、全球化。1997年至今任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清華社會學評論》等雜誌編委。他的英文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著有《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共產主義後與中國》、《中國經濟再崛起》等書。他著述豐富，觀點新穎，是當今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方面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