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在今天登場的中美兩國元首會晤能打消特朗普涉華經濟政策中那些「瘋狂又危險」的想法嗎？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貿易戰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此前，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研究部從特朗普本人及其內閣團隊傾向、歷史經驗、美國政治決策過程等方面詳細論證了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的可能，結論是中美貿易戰或「一觸即發」。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也在近期提醒人們要注意兩個信號：一是今年1月30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終裁，認為從中國進口的大型洗衣機對美國相關產業造成了實質損害，決定對中國廠商徵收32.12％至52.51％的反傾銷稅。二是2月2日美國商務部裁定，從中國進口的不鏽鋼板和鋼帶獲得了補貼，並以低於合理水平的價格在美國市場傾銷，所以要加75.60%的反補貼稅率。如此高額的關稅，美國基本上是要對這些商品進行徹底封殺。
CF40研究部認為，中國始終表態將通過加強與美國的貿易合作來防範貿易戰的爆發和升級，但如果特朗普政府決定和中國打貿易戰，中國也必須留好「後手」，採取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
貧富差距擴大和文化身份認同導致民粹主義在西方興起
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各方均試圖的事後給出合理的解釋，而民粹主義在歐美的興起是其中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的觀點，民粹主義的興起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從經濟角度來看，不平等現像的加劇、日益增長的移民以及金融危機都導致了民粹主義的興起；而資本主義全球化、超國家機構的角色以及媒體轉型都是構成民粹主義興起的政治因素。
具體地，儘管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地持續提高，但的確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seph Stiglitz指出，自從70年代以後，美國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就基本停滯了。在2000年以後，美國有些與中國競爭強烈的領域的就業和工資增長確實受到許多負面影響。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紐約大學教授Michael Spence認為，由於更好的再分配政策，歐洲的貧富差距比美國小，因而英國脫歐的主要原因在於英國選民對主權的要求。在歐洲，不同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國家對於擁有主權獨立性的意願，與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產生了衝突。這導致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在一些歐洲國家興起。
民粹主義者不信任現存制度，對經濟全球化持反對態度，可能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出台，而作為經濟全球化受益者的中國無疑會面臨諸多挑戰。在特朗普領導的新一屆美國政府之下，美國保護主義可能會攻擊對美雙邊貿易順差的國家（如中國），宣布貨幣操縱國，實施高關稅與歧視性關稅政策並忽視世貿組織。Wolf認為，開放的世界經濟於中國有利，在當前形勢下，中國必須在國內適時做出調整，並在國際舞台上成為領導者。Stiglitz認為，面對特朗普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中國應該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遵守國際貿易的原則和框架，更多地參與國際治理和貿易規則的制定。
全球化與國家利益並無根本矛盾
將「國家利益優先」作為執政的首要原則並不新鮮，更無不妥。但特朗普提出這一原則時，卻將其與經濟全球化尖銳對立起來，甚至提出，「為保證美國利益優先，反對經濟全球化，要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國家利益與自由貿易真是水火不容的關係嗎？事實上，理論和實踐均已表明，自由貿易可以增進國家利益，並不妨礙國家利益優先的原則。國際貿易能夠發揮參與貿易各方的比較優勢，促使專業化分工，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進參與各方的整體利益。2014年，全球貨物貿易總額達到19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達24%左右，如果再加上近五萬億美元的服務貿易總額，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佔GDP的比重則可達到30%左右。而且全球貿易量的增長速度也往往要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如2005—2015年國際貿易量增長速度為5%左右，是經濟增長速度的2倍。由此可見，自由貿易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自由貿易有利於一國的總體福利，但是在初次分配中可能會導致部分群體受損。比如當一國通過自由貿易進口鋼鐵時，該國的鋼鐵企業無形中多了競爭對手，有可能會導致利潤下降，甚至破產，造成鋼鐵工人失業。然而，解決方案不應該是「把嬰兒和洗澡水同時倒掉」，而應該通過如稅收和福利制度，在再分配過程中讓貿易中受損的群體獲得補償，從而縮小貧富差距。
目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信息化、老齡化、綠色化的特點，這些特點表明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仍然需要全球化。首先，信息化為我們造就了一個互聯互通的大數據時代。在網絡化、信息化、數字化的背景下，全球化，特別是信息資訊的全球化已經無法阻擋。跨境電子商務、跨境服務貿易、跨國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等迅猛成長，資本的跨境流動更加安全便捷。其次，老齡化逼迫我們要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隨着全球老齡社會的到來，以及人力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國際貿易及經濟全球化不但必要，而且是保障可持續發展的唯一解決之道。一些老齡化國家的移民政策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最後，更好地保護環境，實現綠色發展，同樣需要靠經濟全球化。只有通過節約、高效地使用資源，才能更好地保護環境，而國際貿易和全球化正好有利於此。
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爭取合作、留好「後手」
儘管中國始終表態將通過加強與美國的貿易合作來防範貿易戰的爆發和升級，但如果特朗普政府決定和中國打貿易戰，中國也必須留好「後手」，採取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
中國的應對措施可以針對中美貿易中替代彈性較大的產品，還可以利用美國分權制度的特點，通過美國國會來制衡及影響中美兩國間的貿易談判。許多人口大州與中國經濟互補性強，有很強的貿易合作關係或發展潛力，但若中美貿易發生衝突，這些地區的就業將受到較大影響。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oland （2016）的測算，在全面貿易戰的模式下加州的洛杉磯將損失17萬個就業崗位，德州休斯頓將損失近9萬個就業崗位。這些地區的議員很可能傾向於限制國會通過貿易保護政策，因此，中國可以實施有針對性的貿易措施來影響眾議員在國會的投票。
首先中國可以加強與美國的貿易合作。中國可以通過增加從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降低畜牧產品貿易壁壘、加強與德州等傳統能源州的能源貿易、與北部能源州加強能源貿易和基建合作、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等措施來軟化特朗普政府對中美貿易的強硬態度。
其次，若美國政府堅持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中國可以實施有效的反制措施。中國可以通過減少對美國大豆、汽車和飛機的進口，以及在WTO的框架下減少稀土出口等措施來予以反制。
此外， 在美國有意退出國際貿易規則制定者的角色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強化與歐洲、日本等貿易伙伴的合作，共同維持國際貿易秩序和WTO體系。雖然2017年3月初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自由貿易受到了嚴重挑戰，但中國還是應該堅持與各國聯合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或與G7國家合作達成共識，共同推動自由貿易的發展，包括建立更為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國際貿易體系和達成區域經濟合作。
原刊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