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強大的創新能力已逐漸被世界所認可，然而仍有許多人不明白中國的創新能力是如何發展出來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人認為，因為中國執行的是所謂的「威權主義」體制，因此從本質上而言，在這種體制之下的中國是不可能創新的。 這些質疑的人一直認為創新只可能在所謂「自由」的公司體制中，和政府參與或干預度極低的情況中才能蓬勃發展。
互聯網為中國經濟添磚加瓦
中國的創新可以概括為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政府驅動的技術創新，尤其是在包括太空任務、深海探測、量子計算等多項創新領域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由科技驅動的商業創新，例如：電子商務、社交商務、新零售、大健康、金融科技、自動化和機器人工程、智慧物流、智能駕駛以及移動出行等。 而私營企業在商業創新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也通常與地方政府協同合作。
中國的創新能力與企業家精神自改革時代以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嘗試引入市場經濟，並放手讓企業家探索尋找自己的財富。隨着幾代創業者的先後湧現，中國的創業浪潮在20世紀末被推向第一次的高點，此時的中國企業家接受了無線互聯網，並利用它進行商業創新。通過兼備創新和便利的互聯網新技術，在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關鍵痛點同時，又滿足了消費者對新產品的新興需求。
以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大疆、小米、字節跳動、京東和拼多多等大型科技企業為首的諸多中國企業，正在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添磚加瓦。而如平安保險、吉利汽車、比亞迪等一些較為傳統的企業也已經成功轉型為創新科技企業。據2020年《胡潤全球獨角獸排行榜》顯示，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非上市企業）的數量在近年來呈現指數型增長，而中國以227家獨角獸公司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擁有233家獨角獸的美國。
民營企業 推動商業創新原動力
20世紀70年代末，新中國剛剛渡過首個頗為激盪的30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開始走上了一條改革之路。 在保留中國計劃經濟體系主要特徵的同時，鄧小平同志開始不斷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因素，其中包括民營企業家的回歸。
民營企業家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推動商業性創新最重要的原動力。中國不單單只是國有經濟，私營企業也成為其經濟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繼續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國家經濟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從而推動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憑藉在創新實踐方面積累了十多年的成功經驗，中國企業家在推動國務院2014年頒布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成功實施起了重要作用。
具體來說，中央政府准許兩家私營企業──騰訊和阿里巴巴──創建並主導中國的在線支付系統，這表明中央政府在適當的情況下，會協同私營企業共同提供目前所亟需的創新成果為國家服務。如今，中國第三方支付交易金額已達280萬億元（約44萬億美元），其中超過80%的交易金額來自阿里支付和微信支付平台。中央政府目前也正計劃推出中央銀行數字貨幣，而且考慮到目前私營企業在線上支付業務上的主導地位，雙方仍會繼續開展合作。
而地方政府亦十分關鍵，他們是中央政府和企業家之間的橋樑。地方政府時常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援，並做好符合中央政府方針的戰略定位。例如許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數位化、智慧化的基礎設施，以回應中央政府發起的智慧城市倡議。
國企民企 互惠共生
除了這種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業組成的三層結構之外，中國經濟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並行的二元經濟結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雖然有時存在矛盾，但兩者又相互依存、互惠共生。
國有企業通過提供如基礎設施、環保設施等公共物品，來履行其對人民的部分社會責任。以中國鐵路為例，國有企業僅用十幾年時間就成功建設了中國高速鐵路網，從零開始發展到如今世界規模最大的高鐵系統，取得如此成就是因為國有企業不僅僅以狹義的經濟效益作為首要考慮因素。如今，人民百姓和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企業，都受益於國有企業提供的這些基礎設施。
「二元三層」模式的各個組成部分需要進行不斷重組和調整才能奏效。這種模式本質上是帶着嘗試性質的，但其體制和所有相關參與人員都具有很強的整體協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因此，「二元三層」模式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我調節能力。
相較早期創業家，現在的中國創業家普遍更為年輕。他們中有許多只有30多歲，有的甚至年紀更小。這些企業家遍布於中國的各行各業，也包括上文提到的諸多領域，但他們大部分的共同點都是將科技作為創新的根源。
中美新冷戰 科技必須自給自足
隨着人工智慧、物聯網、5G、雲計算、以及區塊鏈等顛覆性新技術的不斷湧現，並在世界領先的數位經濟體中獲得認可，中國正在邁入科技創新的新時代。在中國的「十四五」規劃中，科技創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中國致力於實現科技自給自足，尤其在受到美國政府對中國核心技術、產品和零部件的供應制裁的影響下，更將進一步實現科技創新。
自從美國政府宣布對部分中國製造商的高端半導體晶元供應實施制裁以來，中國已啟動高端晶元自給自足的重大計劃。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多個地方政府以及各個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參與到了各種旨在取得創新突破的投資活動中。
去年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武漢封城期間，中國僅在短短7到10天的時間內建成了兩家新冠肺炎的方艙醫院。 而中國之所以效率能如此之高，是因為當中央和地方政府決定這些醫院是必需的時候，大批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會迅速回應，共赴建設。秉承同一個目標和願景是中國發展的關鍵動力。如果簡單地將這一奇蹟般的壯舉僅僅歸功於所謂的中國政府的「威權主義」，對那些日夜兼程趕造醫院的人和企業來說未免不夠尊重和有失公允。
創新已融入中華文化
有人把這種方式稱為「舉國體制」 ，可以針對一定的目標和目的，在全國範圍內調動資源。這種體制是基於所有參與者的集體責任感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務實平衡感而建立的。雖然國家強調集體的目標感和責任感，並通過國有企業為人民和企業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但企業家源於自身想法而在不違背國家引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下所獲得的成功是獲允許和鼓勵的。
有些人將這種體制歸因於中國的歷史文化，這種文化強調一種集體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來自廣氾而多樣（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的思想譜系，在後來與來自佛教輸入思想相互融合後的中華文明中。這種思想與現代中國的目標和治理體系相互結合，以某種方式創造了一種兼顧集體利益和個人追求的包容性文化。
這無疑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充滿強度、速度和彈性的創新與發展。創新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原刊於《財新全球》網站，本社獲作者翻譯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