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書蘭博士近日在孫中山紀念館舉行專題講座，由黃世仲的小說《黨人碑》說起，細說革命黨人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原因及與香港的關係。
廖書蘭指出，清末革命黨人自1895年10月26日首次廣州起義開始，歷時16年，歷經11次起義，最終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發動兵變，推翻了清皇朝，史稱「武昌起義」。
廣州起義 意義重大
在這11次起義中，只有1895年10月的乙未廣州起義是孫中山指揮，雖然最後失敗了，但為什麼這次起義仍然有重要的意義呢？
廖書蘭解釋，1895年重陽節在廣州的起義，是吹響革命號角的第一聲，它吹響了清末老百姓的民智，這次起義有兩點重要意義：
一、 是孫中山唯一一次親自策劃、親自領導的起義；
二、 起義的時間、地點、人物甚至失敗，都與香港有重要關係。
因此，儘管1895年的廣州起義失敗了，對後來起義的影響卻很大。無獨有偶，辛亥革命的11次起義中，5次發生在廣東，其中3次在廣州發生；除了1895年的廣州起義外，還有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以及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廣州鄰近香港。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廖書蘭自言，史書記述此次廣州起義「不發一槍」，失敗原因往往從略。直至大約10年前，她讀了黃世仲的小說《黨人碑》，便生起研究之心，可惜小說有1/3篇幅已散佚，因此她到作者的家鄉番禺、孫中山盟友宮崎滔天的日本故居、香港中山圖書館，以至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美國、英國等地搜尋有關資料。
黃花崗外 填補歷史
過程中她發現國民黨黨史館內的史料，與現存2/3的《黨人碑》，除了人名和部分地名改動外，內容和情節與史料幾乎相同，因此相信散佚的1/3篇幅，也可找到與之相符的歷史，因此她寫了《黃花崗外》一書，相信可填補興中會歷史的一片空白。
《黨人碑》作者黃世仲是著名報人，曾在《天南新報》、《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香港少年報》、《有所謂報》等多份報章任職，1904年參加惠州起義，1905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加黃花崗起義，是身體力行的革命志士。辛亥革命後，陳炯明任廣東代理總督，黃世仲為民政長，兼任廣東革命軍副團長兼民軍總長。
1912年4月9日，陳炯明突以「私購軍火，圖謀不軌」等三項罪名逮捕黃世仲下獄。1913年，胡漢民代替陳炯明任粵都督，黃世仲旋遭處決，年僅40歲。
《黨人碑》是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為主軸的「紀實小說」，最早刊於1907年10月《時事畫報》。《黨人碑》主角原武，影射孫中山；「保皇黨」安思惠，影射康有為。小說便以1895年廣州起義和1898年戊戌變法為主線雙線發展，以安思惠的卑鄙、虛偽、怯弱，襯托原武的高尚、偉大、英勇，兼論革命黨內有同志膽小無能、剛愎自用，以及維新派亦有視死如歸的真英雄。
黃世仲以記者、作家投身革命，寫來有如親歷其境，引人入勝，但為了襯托原武的高大形象，故意貶損安思惠等維新派，甚至把原武的同志楊文（影射楊衢雲）寫成「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的市井之徒。近年也有批評黃世仲以影射手法創作小說「別有用心，昭然若揭」，有興趣可參閱楊興安〈有關辛亥革命著述〉一文，在此不再贅述。
《黃花崗外》從第六章起，以史料嘗試補充《黨人碑》散佚的部分，並總結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的原因。廖書蘭相信，這些史實如果用來拍成電影，一定比《十月圍城》更精彩。
經驗不足 埋下敗筆
她根據史料，分析首次廣州起義失敗的原因包括：
一、 起義領袖意見不一；
二、 起義改期；
三、 起義風聲洩漏；
四、 革命黨人內部有嫌隙；
在這些原因中，筆者認為有些細節顯示了起義計劃不成熟之處，例如：
起義之前，已有大批精壯漢子上了廣州，羊城市面突然多了3000張陌生臉孔，這已經很不尋常，而且他們乘船竟然一個人付400人的船資，起義人員又臂纏紅帶，浩浩蕩蕩的坐船到「省城」，早有準備的廣東都督，豈有不手到擒來之理？
另外，原來應該保密的起義行動，卻讓起義人員回家告訴家人「快快買些米放在家」或者吩咐離開廣州，這樣一傳十，十傳百之下，起義風聲「轟傳羊城」是必然的事。
光這兩項，更不用提朱琪自首，和盤托出起義之事、港督羅便臣通知廣東都督譚鍾麟有香港人到廣州「搞事」，以至香港名紳、議政局議員韋寶珊（一些史料寫作韋寶山）其實是清廷的線人，他也發電報通知了廣東都督，加上革命黨領袖之間的意見不合，起義自然是必敗無疑了。
不過，1895年的這次廣州起義仍該有其歷史地位，因為它啟發了日後的多次起義，終於在1911年推翻了清政府，建立民國。尤其重要的是，孫中山痛定思痛後，終於聯合蘇聯，接納中共，於1924年創立了黃埔軍校，為日後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奠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