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榮休校長王賡武教授兩本回憶錄《家園何處是》和《心安即是家》回顧了多年走過的學術道路，以及任職港大校長的經歷。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明報》撰文，認為王賡武校長面臨政治理想與現實差距的抉擇時，最終決定以研究歷史作為終身職志，表達了他對家、國與香港的看法。
香港民主發展 漠視了國家主權與治權？
周永新教授指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回歸祖國是不可逆轉的事實，那時一些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的港人移民走了，留下來的寄望1997年後的50年，港人的生活方式能夠保持原狀，部分港人更提出「民主回歸」，希望香港脫離英國管治之後，逐步走向民主政制，令港人最終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
然而，讀罷王校長的回憶錄《家園何處是》和《心安即是家》後，周教授聯想到昔日王校長盼望的「民主的、不以族群為基礎的馬來亞國家」，最終卻必須向現實低頭。「這種情景，豈不正是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寫照？或許香港民主派人士追求的理想，有些人覺得從開始就走歪了路，只求香港一制的民主發展，而漠視了國家的主權和治權」？
王賡武校長是怎樣理解「國家」的概念？周永新教授認為，不妨先了解王校長怎樣看待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王賡武18 歲離開南京返回馬來亞時，儘管十分確定自己是中國人，「但我在馬來亞生活了17 年，在中國18 個月，我對兩者的關注是一樣的。」在周教授看來，王校長年輕時對中國的感情，似乎也不可以用「濃烈」來形容。
王賡武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是以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為主題的，五代時期政權更替頻密、鬥爭熾烈。或許這個緣故，王賡武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有負面的看法：「我想知道，任何人如果統一了中國就會被認為是個偉大的人物，不管他如何專橫和殘暴。」後來，王賡武博士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東南亞華人歷史。這時他已決定以學術研究為自己的終身職志，並認為大學環境最適合自己性格：「大學校園可能是讓我得到想要的自由的理想地方。」
1968 年，王博士決定到澳洲坎培拉，出任澳洲國立大學（ANU）遠東歷史系主任兼太平洋研究院院長，他的理由是：「在ANU 我可以將現代史與我關於東南亞華人的研究結合起來……我將會以終身研究中國歷史為職志。」
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後，王校長的研究興趣，「看來逐漸移向中國」。2018 年，他發表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得到學術界推崇，認為是從歷史角度分析當代中國的重要著作。
周永新教授發覺，王校長的回憶錄，每次提及香港都很有意思。例如1948年時，王賡武離開南京，從上海乘船經過香港返回馬來亞，他說：「我仍然清楚記得1947年內戰正酣時，我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一片狼狽徬徨的情景，可是現在看到大批湧入香港的面孔似乎是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無法完成的香港歷史書寫
又如1950 年代初，王賡武到香港蒐集海外華人對辛亥革命貢獻的資料，與協助孫中山革命人士的後人有接觸，其中謝纘泰後人的說話，他有以下記錄：「謝纘泰的後人認為，孫中山的追隨者一心要維護孫中山的『國父』形象，拒絕承認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有任何貢獻……這讓我警惕不要過於相信對孫中山的讚譽推崇。」
對此，周永新也有同感，覺得近年香港大學對孫中山作為「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的讚許，「確實有點過分」。此外，在香港訪問期間，王賡武有以下感受：「這次旅行讓我再次進入中國人的生活，他們沒有國境的束縛，總是把中國視為尊敬和批評的對象。」周教授則認為，「今天看來，香港人再難沒有這種束縛了」！
王校長任職香港大學校長期間，似乎沒有一部關於香港的著作，唯一與香港有關的，是返回新加坡任職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以後，他編了一部《香港史新編》，上冊於1997 年出版，下冊卻要到2017 年。在上冊序中，王賡武教授說：「到1970 年代，一種源自中國價值觀的、獨特的香港意識出現了。它與英國和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不同，新出現的詞彙『香港人』便概括了這種特性，而這種特性也決定了我們需要對迄今為止所書寫的香港歷史進行徹底評估。」周教授又認為，「這項艱巨的評估工程，今天已沒有完成的希望！」
周教授相信，王校長在回憶錄中要記述的，是他與家人和朋友的感情，也是他以「家」作為題目的緣故。然而，哪裏才是王校長的「家」呢？王校長的答案是：「我們住在什麼地方，那裏就是我們的家。」
